麻辣校园

“中国改革·30年”系列讲座第三讲

主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主讲：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张星久

    我先简要概括一下我们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已有的进展和30年来取得的进步，最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讲一讲我们这个路径的选择或者说策略，基本上就是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民主政治的含义和价值，大家常常讨论的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问题，说明为什么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的价值何在？我们知道，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源自希腊，它的原始含义就是人民统治、人民治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民主政治肯定的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政治活动中的主体性，人民在政府的建立等政治活动中有参与的权利。它强调在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人民的参与权利，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价值。民主政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在何种意识形态下，它都有一些基本的制度要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有它普适性的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进行治理，就需要一定的形式。通行的办法是票决，就是通过选举投票的方式对重大问题进行表决。在票决的过程中，还贯彻平等的原则。所谓的一人一票，民主政治在东西方，都有这样的基本要件的要求，都要用票决的方式来产生政府、进行管理。

    另外我们民主政治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制和程序。我们经常说，民主法治或民主宪政，所以民主和宪政是必然联系的。人民参与政府的创建、管理必须要有一定的程序，没有法律保证的民主是不可想象的。民主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让我们专门讨论民主，我还有话说，但是这样就会偏离主题，所以我概括地讲一下。无论什么形式的民主，决策的时候都要进行投票。投票是一人一票，当然还包括投票的秘密原则、秘密表决。这个秘密表决，它的方式很古老。所以我们看西方国家虽那么发达，它却不用电子表决的方式。这次我们开人代会，让人大代表到后台去参观，看我们的表决器做没做手脚，让你放心。但是，从理论上还是可以怀疑，所以比较好好的办法还是那个古老的办法。选举的时候我们秘密选举，一般要搭一个棚子，就像移动的公共厕所，然后挂一个布帘，让人进去投票。所以西方国家再怎么发达，它没有用这些电子表决的方式，虽然这些技术的东西在理论上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在民主政治下，像公平的原则、票决多数决定的原则、秘密表决的原则以及相应的法制、宪政民主，这是我们谈到民主的国情因素时、在谈到民主的特性的时候，也切记不要忘记了的民主政治的这些基本要件。不论搞什么样的民主，这些基本的要件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就没有民主了。比如，我们举手表决，那是不行的。甚至我觉得，电子表决也有它的问题。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是这样的。

     当然，在西方的民主发展进程中，我们在座的各位也了解，遇到了很多问题、很多悖论。甚至西方也有很多人公开地攻击民主，认为民主是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最什么的民主也只能做到少数精英、寡头进行统治。所以民主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人民的意志成为政治的主导，这样一种状况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论多么重大的设计，最后都是由少数人治理。不管民主在今天的西方社会面临多大的批评、恶名，但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程序和制度安排，自有它非常重要的价值。

    在中国，我觉得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强调人民、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里的价值。它的终极价值是不可忽略的、不可抹杀的，它是政治运转的核心，表现为权利本位、人权等制度安排。在民主政治下，我们假定每人一票，它就排除了你的生活背景、教育等因素。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在民主里面都有价值，在于你是什么形式，这个形式假定非常重要。不能因为你的投票、表决、意志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在制度上就忽略你。所以我觉得，它是把人，哪怕是再普通的人，都认定为在政治上是不容忽略的，我觉得这是民主政治的终极理念，它所追求的一个基本理念。当然，在中国，就表现为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政治生活中的主人。我们说这点往往被人们忽略，其实民主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我们经常所说的，贵在参与，就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在参与的过程中进行决策，就会有成就感、有参与感，就会体现价值。当然，我们一般会关注它的工具性价值，比如，民主的这种运作形式、这种制度，至少首先可以在我们的经验范围内做到集思广益，做到决策的科学化，以避免决策的失误。但是提高这种决策科学化的概念，一般在正常情况下，也还是有问题的。因为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多数人也可能犯错误。多数人犯错误更可怕，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在我国历史上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这种“大民主”、“暴民政治”是非常可怕的。前一段时间网络上出现很多事件，什么什么门的事件，什么网络上的追杀令，我们研究法律、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们也会提出一种担忧，网络的兴起也显示了民主政治中暴民政治的特点，它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那么一般，我们还是相信，一种广泛地参与的决策，它的失误率要低一些，这是第一。

    另外，这种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可以产生相对比较灵敏的纠错机制。民主政治不在于它不犯错误，在民主政治下一般来说也可能犯错误，而在于民主政治情况下一般不会把一种错误推到极至，不会导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出现像“文革”那样的全面动乱，出现那种所谓的集封建、法西斯专制之大成的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我使用的这个词语是当时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时对文革的评价。民主政治一般在出现错误后会及时纠正，会有纠错机制，起码它有一个非常强硬的机制，就是当国家领导人出现错误时，我们可以进行问责、可以进行调查弹劾、可以启动罢免程序。那么最起码，你有任期制度，你不会把一个错误搞到底，不会直到一个领导人因为自然原因死亡或者由于政变的原因下台等别的原因，才使这个错误终结。所以民主政治的这个纠错机制是一个最起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求，也就是说，它为政治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起码的底线。

    第三：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为我个人来讲，不是太专业的学理讨论的话，应该说，从经验的角度看，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应该还是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从理论上看，全世界的民主政治理论家做了大量的研究模型，一般理论的模型是说民主政治与经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专制的国家里面，也可能有经济的繁荣；在民主的制度之下，也可能有经济的困乏。但是，我们环顾世界，从我们战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基本上还是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确实，追求民主同时又没带来经济富裕的国家往往是那种后发展的国家，由于它们的政治发展往往面临外部压力，所以他们内部的动力机制不够，或者内部的条件的不够，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比较明显的。结论比较清楚，我们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东欧的还是亚洲的，一般都是计划经济加上高度集权的权力体制，加上现代化的组织动员和科学技术，那么这几者加起来以后，它的运行结果几乎是无一例外的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和经济持续匮乏。所以，这也从反面证明，不民主的国家，如果和计划经济、和现代化的组织动员力量、和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乃至于和国家机器结合起来，它往往会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和经济持续匮乏。所以，国外有些学者对社会主义作了一个在他们看来是本质的看法，社会主义就是短缺经济。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面，都出现过大面积地饿死人、大饥荒，都出现过这种物质供给极度匮乏，需要靠各种各样的配给制度、票证制度来解决稀缺资源的调配，这应该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民主的国家与民主的国家相比，虽然在发展中国家政治上不民主也可能经济上不富足，但是一般不会出现我前面说的这么大的经济困难。我们从历史上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在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亚洲的日本和中国，一个进行明治维新，迅速地由一个被侵略的被中国都瞧不起的小国、岛国而一跃成为世界列强，成了世界上的一个侵略者。它本来是一个受害者，也在西方的侵略下，但是它采用了民主制度，它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富强起来。第一个交手的是俄罗斯，一仗战败沙皇，把俄国打败，然后到中国的满洲登陆。我们知道，东欧和西欧的国家，有人做过对比，我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书上看到过，同样的原来的经济发展基础，基本上有的是接近的，有的甚至是反过来，比如说，芬兰、奥地利这些国家，和当时实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实力是倒过来的，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比他们的经济实力强，甚至大到3倍。但是，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之后，芬兰、奥地利这些国家迅速成为欧洲富国强国，后来抢搭上欧洲列车、加入欧盟。经济总量、经济实力经过了革命以后反而倒过来了。那么我觉得，当然原因很多，但是在这点上，确实是制度的差别。同样的，南韩和北韩也是这样。我们不去评价这些国家的革命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有一点它的结果是很明显的，同样是所谓的三千里江山、美丽的半岛，但是当它被38度纬线划分为南北两种制度以后，南韩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功的进行了民主化的转型，从原来的军人执政、60年代政变、游行示威不断到逐渐的稳定，现在基本上越过了它的政治发展的起飞阶段，已经开始稳定，它的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已经逐步从军人政权过渡到民选民治政府，经济上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北韩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还经济短缺。由于在90年代后期，北韩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不断被报道，出现大量外逃现象，所以到现在它也是出于一种自保，发展核武器、挑逗国际社会注意，然后用来换粮食，也是这样的发展。所以我们说从这点讲，我不大同意一般的，甚至有很多有影响的学者说的，民主不能当饭吃。我认为，民主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当饭吃。有了民主并不必然带来富足，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很复杂的，但是没有民主的国家，尤其是我前面提到的传统的社会主义高度的计划经济、公有制，然后加上现代的组织化的意识形态、动员体制，还有超强大的国家机器，这些的制度，一旦结合起来，那么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人民的基本生活都成了严重的问题。所以在不民主的政治下，有时甚至出现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的问题，也就是血流成河的问题。

    民主政治还有一个价值（借鉴塔尔波夫的说法，他列了民主政治的几大理由，其中我觉得非常同意的这条理由），就是它是一种表达利益和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一种最和平的流血最少的方式。民主政治下，我们知道，它承认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别，而利益冲突是必然的。我要插一句，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我个人一直有个看法，和谐社会，当然我们既要往高处讲，但也不要忘了要有最低的保障，所谓最低的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起点就在于一个国家它的民众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发展出一套应对社会的冲突、解决一个社会实现合法的有序的冲突的机制。民主政治就是一个进行、允许、鼓励人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冲突的这样一个良好机制，就像进行一场足球赛或拳击比赛，尽管我们甚至会打得头破血流。大家可以看到，在西方议会里面，有人吵架、打架。在台湾的立法院里，经常上演所谓的武打戏，政治家们在面临各种利益冲突的时候，也一改他们的儒雅风度，大打出手，吐唾沫、扔鞋子、抓头发，这就让我们看到政治家和我们民众都是一样的，他们同样没有什么神秘的。所以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让人民的冲突寻找到一种比较合理的有序的解决方式，让人民的冲突在一定的法制框架下，在一种制度规则框架下，来合理合法理直气壮地展开，而不至于说将一个社会的冲突被有意的屏蔽、压抑、回避。这种方式实际上从长远看是一种非常愚笨的办法，也就是说，人民的情绪矛盾被挤压过久，一旦失控，那么这种冲突爆发的破坏性和残酷性是无法估量的。我自己感觉到，我们在没有民主政治下的冲突种可以说是深受其害，我们每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深受其害，我们的政治长期以来无视冲突，或者我们一直把冲突当成是坏的，我们一直认为冲突是邪恶的、自私的，我们没有想到，冲突是必然的，是正当的政治，是自然的。我们要作的努力不是谴责冲突，一个良好的有智慧的政治群体，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找到一种方式，让人民的冲突在合理的方式里解决，使它能够转变成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所以民主政治在这个方面是非常好的一种游戏规则。大家在一定的竞赛场地里，可以轻易的打斗，但是不要违反规则，违反规则就要被罚下场，所以这里面不存在谁自私、谁不自私，谁道德高尚不高尚，这个制度就非常好，它避免了当一个社会一方面天真烂漫的过分的追求表面的和谐和统一，表面上的几十次、几千次的掌声和呼声，而一旦这个国家的冲突挤压到一定程度，就演变成不可收拾的流血，所以卡尔波夫认为这就是民主政治一个最好的可以用不流血的方式，用和平的方式进行政治和利益的博弈，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在反思、在批判地借鉴西方国外的民主时，我们不要拿我们想象的优点和别人现实的缺点相比，民主政治固然有缺点，有很多缺点，但仅此一点，在它之下社会浪费、社会灾难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使我想起来，我脑袋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永远抹不掉的历史记忆，那就是在1976年五一劳动节，我们把画面仔细想想，那时《人民时报》和各大报纸登的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叶剑英等等，每一个人都面带微笑，也是充满和谐地坐在天安门广场和劳动人民一起欢庆节日，但是没过几天，我们知道，到了10月6号晚上，他们其中的4位就已经锒铛入狱，进入了中南海的地下室，一关关了一年没出来。这就是政治斗争、政治冲突，这样的画面，我后面要讲，已经进步了。那么在当时我们表面上追求一味的团结，一味的一致，但背后是刀光剑影，然后失败的对手将遭到残酷的清洗，这就是我们国家执政党的，还包括苏联这样一些政治逻辑。

    所以民主政治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讲，民主确实是一个好东西，民主政治是所有政治制度里面坏处最小的，它也有坏处，有很多恶名，但是目前，我们尽管可以批评、讨论，人类经过无数血的代价证明，恐怕只有它才最好、坏处最小，这是我想跟各位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民主政治的内涵和价值，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民主政治。

    第二个问题是回顾建国3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挫折和失误。本来，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里面，民主政治的目标应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当性理由之一，马克思主义向人类承诺，为什么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两大问题，要实现两大目标：第一个它能够提供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第二个它能够创造出高于超越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真正的民主、实质的民主。这是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两大理由，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的正当性所在。因此，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导下，应该说中共所追求的革命和建设，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或者建设高度发达的民主应该是革命的应有之义，应该是中共的根本使命之一。这是从理论上，民主和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之间内在的关系。第二个，在中共推翻蒋介石政权，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民主政治曾经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是用来颠覆国民党政权的一种非常强大的思想武器，因为民主政治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历史的政治发展的潮流。所以中共在和国民党的政治较量中，它理所当然的、顺理成章的利用了民主政治这一武器，在取得革命成功的过程中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中共在取得政权的最初对民主政治的认识还是非常清醒的，还是非常重视的，而且由于建国之前的民主政治的惯性影响，所以民主政治在建国开始几年应该说还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前身《共同纲领》就是由政治协商会议做出来的，是各个党派协商的结果。在开国之初，中国的政府组成里面有相当多的民主派人士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应该说比现在无论是数量还是级别上要高得多，因为民主党与共产党一起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推翻了国民党政权。毛泽东对民主有清醒的认识，他曾针对黄炎培所提出的“兴亡律”对策就是我们要靠民主才能克服中国历史上王朝周期兴亡规律，每一个政权兴旺的时候都非常好、非常清明，但是很快的，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迅速地瓦解垮台。毛泽东看到了民主政治对政权稳定和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值得肯定和可喜的方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国际国内的，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党内斗争、党内的问题有关。在中共八大以后，实际上，中国的民主政治也好，政治发展也好，就逐渐偏离应有的轨道。我们知道在中共八大，还提出来党内民主也还是比较好的，比如反对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党内互称同志，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因此八大以后，毛他自己，现在党史界一般也承认，退居二线，革命成功了，毛自己也说“我搞意识形态，带几个人写点书，当教授”，他对外也宣称，退居二线。但是八大之后不久，我们知道，毛就开始在一些场合里面讲重视阶级斗争，中间更由于1957年国际国内的原因，国内的思想解放，让知识分子鸣放，鸣放的结果是鸣放得太过火了，一下子又来个刹车，全部把这些人打成了右派。另外国际上出现了一些东欧的群众，要求民主化改革的浪潮，出现了所谓的布拉格之春，再加上还有个人种种因素，彭德怀去苏联访问，苏联的领导人也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我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把毛搞掉算了”，种种原因。这样呢，57年反右派，58年初毛开始重新走向革命和建设的前台，这也是党内不民主的方式了，他不开党代会，也不开政治局会，他开的是叫做中央工作会，就是我讲到的南巡，比如我冬天到南宁去，到了以后心血来潮或者提出了什么问题，找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或者跟自己意见比较相符的省委书记谈谈话，讲了话以后做个记录，然后拿到北京，以中央的名义发个通知，叫作中央工作会议。后来，吹响1958年大跃进进军号角的所谓中央工作会议就扭转了中共的八大的路线，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所谓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扭转了这个方向。我们知道南宁会议，到后来的什么成都会议都是这样的，找几个领导人讲讲话，就是所谓的会议，改变中共八大会议。而且提出来党的基本路线，提出来什么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些重大部署完全是在程序外运作的，在全党当时的主要的领导人都事先没有知情的情况下作出来的。所以这样八大的路线就被抛到一边去了，做出这些重大决定引出了一个多大的乱子。毛泽东紧接着头脑发热，要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后，还要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搞按需分配。在全国吃食堂，搞大锅饭。最后呢，1957年是全国大丰收，58年开始搞共产主义，最后把农民的门板，锅都拿去大炼钢铁，到了59年灾难就降临了，全面陷入了一片灾荒、一片饥饿。这场饥饿最保守的估计，死了3千万人，相当于希特勒二次大战战死的人数，一些地方发生了人吃人的情况，在河南、山东、安徽这些地方，这种报道，尽管当时没有系统地整理，现在回忆报道还是很多的，我们还可以透露一个，就是60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家憋不住气，对毛的错误说了很多过头的话，所以毛怒斥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刘就回了一句话，“人相食，我们国家人吃人是要写进历史的”。毛极为恼火，伸出一个小手指头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根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到。”这样我们说，大跃进以及后来引起的所谓激进空想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运动，造成了极大的物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浪费和破坏，几千万人生命的死亡。一次有组织的世界大战这样的人数，就是毛靠他个人、家长制来推动的这场运动、莽撞的行事的后果。所以大跃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严格说来这个问题是假问题，因为那三年里，跟中国的其他年份相比，并没有大的区别。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度里，自然灾害其实每年都存在，所以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所以刘少奇讲“七分人祸”，还是有道理的。在毛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我们表面看不是经济的问题，是经济的所谓超英赶美，是希望在经济上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你这背后同样反射一个权力集中化的过程。

    我们知道，1949年以后，由于执政党没有经验，所以关于党政关系开始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后来也发生，比如说到刘少奇所管的党组织的体制，还有尤其周恩来负责的国务院部门，按照他们理解的工作方式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就和毛个人对权力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冲突，这种冲突到了58年，毛开始在各种会议上批评周，清算周的一些错误。毛的著名讲法就是，中央必须有一个政治设计，那就是中共中央不能有两个政治设计，国务院不能是政治设计，现在国务院就是想把大权都捞过去，认为周一切的行为离右派只差50步，因此伴随着大跃进，表面上是经济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化过程。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国家到今天为止，这种惯性，这种党政不分、党的推动权力高度集中、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的体制最早地就是起始于58年的大跃进。毛令周在各种场合进行检讨，直到检讨到毛已经听腻了，说不要再检讨了，我已经听烦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毛从经济建设的二线走向了前台，而且提出来叫作书记大，书记挂帅，大办钢铁，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领导一切，强调党的一元化的绝对领导。今天，我们敢于在这里说批评的话，在过去，那绝对是反党的言论。为什么呢？从58年到文化大革命一直提的是坚决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绝对领导。这个一元化领导后来就被邓小平所概括，就是权力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集中于党委书记。所以在大跃进的过程中间，毛成功实现了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化，由此中国整个国家的权力可以说政党化，政党的权力个人化，沿着这样一个趋势﹑路线加速度运转。

    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事件对党的民主生活﹑对中国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极端严重影响的，就是1959年的彭德怀事件。彭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也是一个党员，他把他在农村调查所看到的老百姓的实际情况，把他的观感和意见写成意见书写给党的总书记，而且声明只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私人信件，而且在他的意见书里面说得比较客气，稍微激进一点的话还是说我们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症，造成了这么大面积的经济困难，大面积的饿死人的情况。彭德怀说了真话，我们知道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山之前，大家兴冲冲地开会，本来是为了纠左，但是由于彭德怀提的意见，再加上毛和彭个人之间的历史恩怨，老账新账一起算，本来会都要开完了，要下山了，这个叫做“有本奏来，无本散朝”，大家回家。本来非常高兴的，但是彭的意见书上来以后，毛延期而且紧急地把他的大将、忠心的学生林彪从养病的外地用飞机接回来，增加他的力量，改变了59年会议的议程，由纠左到反右。而且由于彭的意见，再加上历史的原因，也可能由于个人私交比较好的，开会的中间，比如说张闻天，这位党的历史上的总书记，黄克诚，这些人可能在一起散步比较多，还有周小舟，原本这位毛的同乡，毛对他非常欣赏的，但是由于这个过程里面，开会的时候会下玩得比较多等原因，于是打一个还不够，最后就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还有什么“匈牙利军事俱乐部”。彭德怀被罢官，所以庐山会议，这几个运动一个是体制上毛泽东通过这个办法把一切国家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还有57年的反右派，使党外知识分子鸦雀无声，然后彭的事件，彭反党集团的出现又使党内从此鸦雀无声，所以在58—59年这个过程中，这种所谓的党内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这种党内民主的践踏，一言堂、家长制的局面就基本上形成了。所以虽然经过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发言提纲向毛做过汇报，现在看来，他用铅笔起草的提纲，他回去以后又作了补充，而且在开会的时候讲着讲着就很激动，离开了原先的稿子，讲了一些其它的。比如说，这些错误都有份，毛泽东同志也有份，而且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据另外的资料来源，当时大家以为这个会开得很好，因为终于把问题讲出来了，开得还是很有收获的，伙食也吃得很好。当时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北京七千人开会开了一个多月，然后叫做“白天生气，晚上看戏，马列主义”。但是毛泽东派的一些秘书、工作人员回去汇报了以后，毛非常生气，这只是另外的资料了。“什么白天生气，晚上看戏，马列主义？我看是白天生气，晚上看戏，修正主义。”所以才会有了后来的毛刘在他的游泳池，毛穿了游泳衣和刘少奇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们很多研究，有很多人讲到七千人大会会深情地怀念，说是你看，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党伟大的领袖也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我们通过刚才的事例，毛严格说来没有纠正错误，没有认识错误，这点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作历史考证的，喜欢看一些考证的资料，比如说做一个简单的考证，就是看看在62年前后毛的诗词，大家都会欣赏他的文采，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也能反应他真实的心态，在他62年前后的诗词里面绝不是他对错误的反思，而是恰恰就像文革我们学习毛诗词的注释：国际国内反华浪潮，修正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党内的修正主义蠢蠢欲动，所以毛的诗词写了什么呢？“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还有什么“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巍巍暖风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皮”，还有“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什么什么，在他的诗里面流露的就是这样的心态，他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恶果，严格说来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它在公开的讲话也是轻描淡写的，怎么办呢？供应紧张、没火柴、没肥皂用，死了一些人，那就我们都推一份吧，当然我是有责任的。

     最重要的是在62年又重提不要忘了阶级斗争，党内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就睡在我们身边。大家可以想到，到了文化大革命，62年的账终于作了清算，甚至在建国以后，包括跟邓、刘、周的账一起算，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再次的把旧账翻出来，联想到1962年的什么，联想到什么时候狼子野心，岂不是昭然若揭吗？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所以把刘周整个的恩怨全部揭出来，而且真实的揭露出毛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文革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见，形式上的这些制度要件全都不要了，砸烂公检法，毛自己说，“我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的夫人江青同志也把这句话经常挂在嘴上，外国人不理解啊，斯诺的采访翻译到外国的时候，把它翻译的变调了，我就像一个孤独的和尚，打着一把伞，孤独的走路。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我们说文革的责任应该是毛泽东，而不应该是别人。毛泽东经常说，我还能吃饭，我还能睡觉，我还可以上井冈山继续战斗。因为他随时都准备和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决战。文革期间，宪法、法制都不要了，党委不要了，法律被冻结废除了，由毛钦定的文革小组凌驾于一切国家党政军之上，国家领导人随时地被逮捕、被监禁，乃至于被迫害致死。我们知道，所谓的二月逆流，几个老帅大闹怀仁堂的时候，叶剑英、朱德都是怒不可遏地讲，党内斗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残酷。为什么呢？任意的把这些领导人拿来批斗，彭被打残了以后，是装在一个筐子里的，然后就架到会场上进行批斗。然后，很多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罗瑞卿，这位公安部长，一直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且是他的同乡，关系应该非常好，但是他得罪了林彪，这个中间有某种默契和交易，所以大家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去开会，罗也去开会，回来的时候就被押送回来了。后来罗跳楼自杀摔断一条腿，毛的反应是“没骨气，没出息”。中央文革小组和毛个人任意的随时判定哪个人为反革命，就可以锒铛入狱，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彭等人的死应该说与毛是分不开的。你想这么重要的人物，我们后来甚至看到连刘少奇的子女去看望王光美，都是毛主席亲自签的字，说“父亲已死，子女可以探望妈妈”。像刘少奇这样的国家主席，这样的元首，从北京拖到开封，最后死的时候叫做白发三千丈了。据刘的子女说，当时拍的照片没法看，已经是把人折磨成鬼了，头发拖了很长，一只脚没有穿鞋，最后那个痛苦至极，那个极端的痛苦，把护士给他的瓶子都捏变形了，然后最后火化的时候，瓶子怎么也拿不下来。一个国家主席，这样地最后被迫害致死，所以说党内的政气候候极端的不正常﹑极端恐怖﹑紧张的状态，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们可以举一个最不雅的事实，就是在文革的高潮期间，有次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林彪忽然进来，拿了一封信，让大家传阅，上面写了几个字“此证明，叶群同志和我结婚时是处女”。为什么呢？这就是背后的事情，乱七八糟，党的个人私人的东西和党的政治斗争，我们还可以揭示这个前提有什么呢？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她在从解放初就一直在写信，写匿名信，揭发说叶群这个人在作风上有问题，写的信一直追查，也成了文革前期的重大的案子。后来叶群也到王府井一个高干的商店里去，陆定一的夫人也到那里去。两个人为了什么事发生冲撞争吵。这个商场的管理人员觉得两个人都得罪不起，说你们各自写一个情况说明，我们向组织汇报，让组织处理，结果一汇报组织，林彪就发现严慰冰的字体正好是揭发者。所以后来，刘少奇司令部紧急决定陆定一到南方修养，这样严慰冰就被逮捕了，作为现行反革命。当然我们还有更多不好说的事情，在这里不好说，这种斗争是极端残酷的，甚至是不雅的，这就是一个大家长的治理下，有很多问题，甚至是带有封建宫廷气息的。为什么讲80年代中央做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说传统的封建制和官僚制问题？有些先不说了，打死我也不说。毛泽东个人后来也逐渐步入晚年，出尔反尔，令手下周恩来这些人无所适从，今天这样批斗明天那样批斗，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是典型的西方人说的病夫治国，到了后期躺在病床上，穿着睡衣批条子，由几个女护士开始传他的条子，后来靠辨认他发音的口型来传达最高指示，整个10亿人的中国就是靠这样一个人来治理，所有的人都要听命于他。

    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文革的极为不正常的就是个人崇拜，毛自己就是个人崇拜的倡导者，应该说庐山会议是个人崇拜的结果。毛在会议讲了很多话，“我们学习马克思，要学活着的马克思，不要学死了的马克思”，林彪同志就把这句话大加发挥，毛也讲反对个人崇拜”是八大的决议了，庐山会议讲“反对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有两种，你要看有正确的个人崇拜还是错误的个人崇拜。马克思这么伟大，写这么多书，你不崇拜他行吗？那言下之意就是也要崇拜我了。因此，这种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达到了顶峰，林彪作为毛泽东个人崇拜祭台的最终建造者，把毛推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四个伟大，对毛主席的事，服从了要执行、不服从也要执行，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我们服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要忠于到迷信的程度，所以林彪把毛的指示谱成歌曲，林彪的这些遍布中国，所以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毛的语录本红宝书、红海洋操纵着中国人民的每一根神经、每个人的喜怒哀乐，一个国家就是这样在治理。

    在政治上，我们知道，1975年四届人大开会，经过长达多少年，毛也希望结束动乱，恢复秩序，就召开人大，制定了宪法。但是1975年的宪法非常有趣，它违反了一个宪法的基本常识，也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的基本理念，它的宪法从结构上讲，第一章讲的是国家机关，第二章讲的是人民的义务和权利。我们为什么现在讲以人为本？大家对照一下这个过程就知道，人民首先是义务，首先要服从国家，所以这部宪法从结构就能反映出当时的政治价值观。另外，当时在国家政权的性质上，在国家追求的目标的表述上，人民民主这几个字也被置换掉了，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这以后，民主这两个字在中国逐渐地淡化，甚至成为禁区。所以，我们经历过了文化大革命或者稍微懂得历史的对它的错误、荒谬、残酷都是那么有目共睹的。邓小平这些党的务实派他们亲历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苦难，这种苦难不光是肉体上的，比如说，他的儿子也被打成残疾，而且也是精神上的。党内开会，最后全是老人的自言自语，颠三倒四。你看当时的会议记录，一句话的意思说了一百遍还在说，然后底下中央委员几百人，完了散会就走了，党内小范围的开会也是这样。所以陈云，看来是上海人比较狡猾，他开会，坐得远不说话，然后装耳朵聋，听不见。有时候毛觉得自言自语没有意思，陈云就说耳朵不好使，还坐这么远。邓小平也这样，什么小伤，什么打个球伤条腿就不来了。党内的生活搞得鸦雀无声，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讲生活在这个体制——我们可以说，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现代专制体制——下是造成一切苦难的根源，使一切人都感到苦难，包括毛自己，最后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非常孤独的。因为身边的人都被他斗得差不多了，斗来斗去没有人了。在这方面，他自己也未见成功。这是我们讲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它的起点是在以上的背景和历史路径下开展，中国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上述背景下展开的。

     所以下面一个问题，我们就来看看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情况的回顾。我们知道，邓复出后，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思想上、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解决拨乱反正问题，清除“两个凡是”的教条，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政治上付诸拨乱反正，在这前后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在思想上突破文革的思维和治国方式，我们从学理上讲，文革的荒谬、苦难有许多的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从大的方面追究个人问题的话，那么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秦王朝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对于治理国家犯过一个基本的失误，他仍然沿用的是进行军事斗争、进行军事动员的方式来治理一个和平时期的国家，用打天下的方法来治理天下，用赤裸的暴力和高压、政治动员而不是政治统治起码的合法性来进行人民控制。这是它不可能那么长久维持下去的原因，不可能有持续发展。事实上，毛本人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晚年看，他也无法收场，而且他挑起的这些党内矛盾没有办法最终解决。他只能说，你们不要再搞了，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他们也不要再搞四人帮，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只会讲这些。但是他尸骨未寒，中国的上层政变就发生了!

    文革这样的思维，实际上从更深远些看，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治国方略没有走出原来的框架，现代政治的一些基本规律，现代政治研究的一些智慧，治理国家与革命、进行战争动员是不一样的。不能光靠道德，光靠政治动员，当然更不能搞那种疑神疑鬼的阶级斗争来治理国家。新的拨乱反正，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从政治思维和政治智慧方面看，也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的。一个政治家不能按照理想，更不能按照某种诗人性的气质，浪漫主义的情怀任意地把政治、人民当作理想的、作画的画布和颜料，任意地涂抹。政治家，如果不能分清他的理想，他的浪漫的东西与现实之间的区别，那么一定会把这个国家治理的一团糟，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觉得在这点上，是文革惨痛的教训一个总结。

    当然，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也伴随着另外一场国外一些媒体的讲话，就是“非毛化”运动。我们知道，在1976年以后，人民是噩梦初醒，我们也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最喜欢看小说，因为小说是文艺，文艺这种符号表达政治观念是最有趣、最隐蔽的。很多重大的思想变革，苗头都是首先出现在小说里面，我们那时候，大学生不务正业，基本上泡在图书馆，每出一期新的小说就去看，就会预测这本小说会引起什么轰动，思想解放嘛，所以在这个时候，首先是向文艺作品里面开始对文革逐这场运动进行反思、批评。所谓的“伤痕文学”，后来就引导学生在思想界领域反思﹑批评，所以，文革的问题，尤其是当时伴随着起草新宪法，伴随着后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讨论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过程，人们慢慢地发现这场运动和毛泽东的关系。我看到的一个资料讲，尤其在制定新宪法过程中，实际上那时的思想解放比现在厉害，比较尖锐，其中最大的争论就是在1979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到底是错还是对，到底是有错还是有罪，毛泽东即使犯错的话，也是这么全面的错误，所以毛泽东思想还要不要写进宪法里面。后来，我们知道，这场思想解放走得比较快，走的比较远，后来出现了大学生中间比较激烈的言论。尤其表现如像“西单民主墙”，执政党后来发现，这个思想解放如不刹车的话，那它就直指党的合法性本身了。为什么呢？在西方民主圈里面，有很多人公开地贴出大字报，要蒋经国回来当中国的领导人，要里根总统过问中国的事情，这样，我们知道，后来是邓小平坚决地出来讲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能归结到哪一个人，我们党犯了错误，我们每个人都有份，我也犯过错误，所以对毛泽东要实事求是。背后是说这个东西搞的太过分了，搞到我们自己了，所以才有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然后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但是大家注意看那个表述，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必须坚持什么那么叙述的，而是用一种非常自然、委婉的语言把内容写进去了。

    所以我们知道，中国的政治发展到这个阶段，由于经历过文革这场灾难，人们在反思，可能对这个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反思，由此动摇了对党的一些信念，有这样的倾向。当然，作为执政党本身，作为当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层也做了一个决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所以这个思想解放就这样过来了。

    但到了1980年的时候，邓小平仍然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讲话，提出来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必须改，我们文革出现的错误最根本的是制度问题，我们将来要建立一种体制，它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要在法制制度化的轨道上来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得以正常化。但当时由于时机不成熟还没有提到日程，当到十三大，在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过程中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十三大筹备之前，邓小平就有各种讲话，说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无限地拖下去，必须有一个日程表，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感同身受，文革的苦难对他个人和家庭都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在十三大之前就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专门研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所以，十三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从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角度，它是全面地部署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概括归纳中国的传统体制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严重的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党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所以邓小平明确地提出来，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民主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１９８７年十三大，中国的思想解放又一次迎来了高潮，我记得我们的政治学就是在８６年开始招生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而且邓小平亲自部署的中国要恢复政治学的研究，我们知道政治学在１９４９年以后就被撤消了。

    我们的思想解放，这也是令执政党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放了就放到了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局面，不能容忍的限度了，所以８７、８８年迎来的思想解放的深度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知道有的学者在反思文革这场灾乱的过程中，就进一步提升到文化的反思问题，认为中国五四运动中间之所以出现了偏差，或者偏离了它的科学民主轨道，主要是由于后来国共两党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因此民主科学的课题，近代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民主课题被政治家﹑政治力量他们的政治纲领所取代，导致了由于民主这课没上好，所以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补课的问题，重新进行文化启蒙，重新进行科学民主启蒙的思想在８０年代出现高潮，当然我们知道任何一场运动决不是简单地就能停留在一个阶段，政治家没法控制，另外，思想家﹑学者也有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必然又会引起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尤其当时又出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一轮不正之风，当时的腐败还不太急，不正之风所谓的官僚特权之类就开启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８９年的事件再加上８９年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我们知道８９年在中国发生了“六四”，在东欧发生了剧变，无论在哪个意义上，它的划时代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这样，刚刚铺开的政治体制改革在８９年局面控制之后，根据主流媒体和思想家的提法，应该是进入第二个阶段，进入反思和调整的阶段，直到今天。

    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个大的正面部署，邓小平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在进行了一段经济改革之后，又开始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第一位的日程。而到８９年以后，重新又回到经济体制改革优先，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比较次要的地位，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89—92年邓小平讲话之间还有一些小的调整，我们不能说倒退吧，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89年以后，研究生入学要到下面劳动一年，这没几年，你想想看，像刚刚昨天的事情。89年以后，甚至还出现大学生到学校报道奇装异服者不准报到，更不用说染黄头发了，那么应该说在各种领导体制方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变化，实际上是改革的一个调整阶段，甚至是原来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将要改的一些东西又重新恢复了。比如说，我们在司法里面，像党组制度，曾经在赵紫阳的时候把它废掉了。那么后来党组制度全面地恢复，在各种群团，各种政府部门里面设党组，这些方面很多了，这是调整。当然后来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一个既定的大的格局下面，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正面的布置，没有把它摆在第一位，而是放在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这样的大前提下进行的，更多的是一些具体操作方面的，但也是非常有成效的。

    所以我们回顾30年来到今天，应该说，这次十七大提“民主”次数最多的。另外，对民主政治的提法，也是在89、在十三大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我们现在的主流基本上和十三大接轨了，就是重新提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民主政治是执政党政治建设的一个伟大使命和任务，以前没有这么正面地提过，甚至在1989年以后的相当一段长时期，如果说民主是一个禁区，那是过分的，但是，像今天这样，党的文件如此公开地大胆地明白地谈民主，那也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南巡前后，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还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套话语下面，稍微提到了一些发扬民主的问题。这篇文章是复旦一位王老师写的，他开会的时候碰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说：“老王啊，最近有什么文章？”王老师：“没什么文章，就把一些旧稿子整理了一下。”后来，《解放日报》就发表了。发表以后没想到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说中国终于谈民主了，这一关注不打紧，又引起了北京的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很特殊，上海出现的声音经常会令北京摸不着头脑，北京方面就打电话核实，这谁的背景啊？怕是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喜欢在那住。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在邓小平南巡前后谈民主确实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不承认当时民主在中国是一个禁区，但是谈民主曾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甚至在相当一段时期，民主自由这些字眼在媒体上基本是消失的，所以这次十七大我们回过头来看，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的信心，在我看来，执政党有了更大的信心来谈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好的。更不用说在这之前，一些敏感的人物，我们的俞可平号称是胡锦涛的智囊，公开地写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有一些文章，讨论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大面积地公开批判，而且他们的文章还在登。谢韬老先生的文章还在登—《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我们原来理解的马克思的公有制，其实马克思在晚年就放弃了。恩格斯应该是最早的修正者，这是他的观念了。他也是一位老革命了，人大的副校长，他做了大量的考证，引用了原文，所以我们过于批判伯恩斯坦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恩格斯晚年也是这种观点。所以他用了大量的考证，纵观中国历史，只有搞民主社会主义才有出路，对于这样的观点你在过去就不可想象了。他没有受到我们想象的围剿，甚至他的声音还在，他们是一批人，还有一些老干部，像我们武大的老校友，毛泽东的老秘书李瑞，仍然在写文章。

    所以整个来说，这是一个高潮，我们概括起来讲，30年来有哪些进展呢？总的来说，作为一个过来人、见证者的话，还是觉得变化实在是翻天覆地、今非昔比。比如说，我们首先从观点上看，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应该说日益地深入人心，在长期以来，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民主成为一个忌讳的字眼，成为一个不敢出口的词汇。现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谈民主。今天，大多数人，尽管认识程度不同，但没有哪个人公开地反对民主，民主的原则得到了普遍地认同，民主不再是禁区，不再是很可怕的东西。

    比如，跟民主相关的人权原则也得到了确立，我们国家在90年代末加入了国际人权公约组织。人权，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面压根是不存在的，我们简单地说，人权是资产阶级的。现在人权问题也写进了我国的宪法、党的重要文件，人权观念、权利观念都得到了普遍认可，民主政治的文化在很多人那里甚至成了常识。回想这短短的几十年，在人类历史上那就是一瞬间，就产生了这么大的进步，包括我们这样的讲座。你想想，倒过去15、20年，不一定能这样讲，要是15年前我这样讲的话，说不定就被你们一些人给轰下去了。所以这个讲座本身就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表现，这就是我们的进步。所以大家接受或者至少理解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种民主政治的文化和相关的法治观念、依法治国的观念也深入人心，而且成为我国重要的治国原则，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座的有搞法律的，我自己的理解，依法治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三点水的“治”，这个法治，它的基本逻辑，如果我们挖掘它深层次的意义，从宪政学的角度，它讲的是。或者说它排斥的是什么？它排斥的是个人的智慧和聪明，它只承认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只由法律才是至高无上的。在一个国家里面，它不承认有什么比法律更聪明的大脑，不承认有什么英明的领袖，这是法治的真义。所以，依法治国的确立，取代原来“制度”的“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我们知道，在专制制度下，在秦始皇的制度下，是可以有法制的，一个人或几个人用严刑峻法来对付、镇压人民反抗的法制，它跟我们这个法治，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这个进步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说要阐发它被背后的政治文化底蕴、要得到大家的认同还有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只有法治才是最优良的、最高明的统治者，它拒斥的是任何个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说来，它跟西方基督教文化下面的法律制度安排相似，它对所有人的德性、道德、智慧给与了同等的怀疑和警惕，它不相信任何个人的聪明，也不相信任何人道德上的优越性，这是它的法律真义。所以，没有办法，我们都服从法律，都在法律之下，法律对所有人的权利也同等地保护，同等地给与尊重。所以，搞法律的人特别重视15年改了一个字，这个一字之改，我的诠释就在这里。把法治写进了我们的宪法成为我们国家治国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某些时候有权宜之计，我们也可以讲以德治国，但是我的理解是以德治国要在依法治国之下，德作为制度的文化背景和土壤，它有它不可或缺的价值，但是不能反过来说，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两种治国方式是并列的。曾几何时，我们就把这个搞混淆了，好像现在我们搞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就不搞了。要不要依法治国了？事实证明，经过历史的发展，依法治国仍然是要坚持的。

    另外，跟这个相类似的民本思想，它也是我国民主政治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民本思想跟我们前面民主的定义是一致的，它承认国家的公民在政治上的主体性和不可或缺的价值，不能通约、不能被舍弃的价值。一个国家到底是以执政党的利益、执政党本身的权力为目标还是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福祉为目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现在执政党慢慢强调服务型政府，强调以民为本，大家表面上觉得没什么问题，觉得共产党本身就激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我前面讲过，1949年以后，中国的制度和法律、执政党的宗旨恰恰在某些时候偏离了，倒过来了，全国人民的喜怒哀乐、一切身家性命全都系于一个人，我们干什么事就是要让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心、睡得着觉，我们挖个防空洞，要让毛主席睡得着觉；弄一个螺丝钉，要让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兴。在那个制度下面，我们的生命没有独立的价值，我们的所有人都依附于一个人，人民没有自己的思考，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也不被认为我们有什么思考的权利，8亿人就只有一个大脑，一切就只服从于一个大脑。所以，尽管这种在国家追求的价值本位上，应该说以民为本说得很轻，但是我们要理解它、诠释它。跟这相关的权利本位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