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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与奏折

 　　从“杨毕案”发到结束，历时近四年。从一开始一起可能会被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作为谈资的桃色案件，演绎成为清朝政府官僚集团之间的一种较量与争斗。因而案情变得很复杂，也很曲折。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演变之中，却也发现不少司法人员在品质上无可非议，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也不以权谋私，绝非有意制造冤案，只是因为粗心大意、先入为主，刚愎怙终造成了不少失误，其后为了掩盖这些失误，往往不惜更大的错误来弥缝周圆，最终难以收拾。特别是也凸显了一些明察秋毫、一身正气的“青天老爷”。时任刑部左侍郎大理院正卿的沈家本就是这样一员。

　　沈家本(1840～1913年)，字子淳，别号寄簃。浙江归安(今湖州吴兴县妙西镇)人。其父曾在清朝刑部任职多年，熟悉法曹，精通律例。得父亲之提携，24岁的沈家本进入当时的最高法律机关———刑部，任郎中，开始接触律例。其间，历经磨难的沈家本，先后考取举人、进士。在近三十年的刑曹阅历后，1902年，受当时三位朝廷重臣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联合举荐，沈家本与伍廷芳一道出任修律大臣，他们的举荐理由是“刑部左侍郎沈家本，久在秋曹，刑名精熟。”之后的十多年间，他亲历亲为开始修订法律，以自己卓越的立法贡献，奠定了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并博得“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的美誉，成为“媒介中西方法制的一个冰人(媒人)”。

　　1994年2月17日，首次在北京《京郊日报》披露，说明光绪元年（1875年）十月三十日由法务大臣沈家本写给光绪皇帝（其实是两宫太后）的关于复议“杨毕案”的奏折，题为《钦差查办事件》。奏折共7页，1175个字，全部用毛笔小楷书写，字迹工整。

钦差查办事件

　　杨乃武案 光绪元年
　　奏为复议重案现讯情节与原题尚多歧异谨详细奏明请旨饬令再行研讯明确以成信谳(yàn)
　　事窃准军机处出浙江学政胡奏复讯民妇葛毕氏因奸毒本夫葛品连分别定拟一折光绪元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前因给事中王书瑞奏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葛品连诬攀已革举人杨乃武因奸同谋问官回护原审请派大员查办当派胡瑞兰提讯兹据该侍郎奏称反复讯究此案实系杨乃武因奸起意令葛毕氏将伊夫葛品连毒毙供词佥(qiān)同案无遁饰按律定拟并声明此案原拟罪名查核并无出入等语著刑部速议具奏另片请饬部通行各省嗣后输案件有原报与现讯不符者仍照叙原呈再将到案究出实情明晰声叙以归核实著刑部一并议奏钦此
　　臣等正在核议间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给事中边宝泉奏重案讯办未口请提交刑部办理一折浙江民妇葛毕氏谋毙本夫一案朝廷为慎重人命起见特派胡瑞兰秉公研究并严饬该侍郎不得回护同官含混结案现在既经反复讯究案无遁饰已将全案供招奏交刑部如有弥缝之处该部不难悉心推究著外省案件纷纷提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所请著毋庸议此案仍著刑部详细研求速行核议具奏俾成信谳钦此
　　臣等查此案已革举人杨乃武因奸商同奸妇葛毕氏谋毒本夫葛品连身死现据该学政复讯明确将葛毕氏依妻因奸同谋身死亲夫律凌迟处死杨乃武依奸夫起意杀死亲夫例拟斩立决
　　查核罪名并无出入惟检查浙江巡抚原题与该学政复讯供招逐一详核尚有歧异之处如原题杨乃武葛华氏供称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在葛毕氏房内顽笑被本夫葛品连撞见杨乃武走避葛品连向葛毕氏盘出奸情将葛毕氏责打并称再与往来定要一并杀害邻人王心培供亦相同今查问复讯杨乃武供词称系八月二十四日听人传说葛品连与葛毕氏争闹葛毕氏把头发剪下欲至葛毕氏家探问走到门首见他家有人并未进去葛毕氏王心培供亦相同查原题断罪出语称杨乃武与葛毕氏通奸被本夫葛品连撞破奸情即系指八月二十四日之事而言今复讯供称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并未进葛毕氏家是杨乃武与葛毕氏奸情本夫葛品连并未撞破前后情节互异
　　至杨乃武原供十月初三日由杭州回到余杭路过仓前镇地方向钱宝生药铺买得红砒及查复讯供词复称系十月初二日在钱宝生铺内购买查买砒日期不容稍涉含混何以原供与现审供词互相参差况钱宝生系买砒要证检阅现供系初审时仅在县传讯一次此后该府何以未经亲提复鞠是否曾与杨乃武当堂对质案中亦未叙及且王心培供有“葛毕氏白日常不在家夜深时每闻其开户之语究竟往来者系属何人检阅葛毕氏等供招于此节并未详讯又杨乃武牵告该县刘锡彤之子刘子瀚令氏壮阮德传谕令其出洋钱了结刘子瀚是否即刘海升仅凭氏壮阮德供词谓刘海升早已回籍并未取具该县亲供亦属硫漏
　　以上各节均系案内紧要关键经臣等逐细详核原审情节与现供尚多歧异在该学政就现讯供词定案原不必与原审情节尽符惟供词因何不符之处亦应与复审供内详细声明方成信谳今复审供词既与原审情节互异并未逐层剖析臣部未便率复应否请旨饬下该学政提集犯证将复审与原审情节因何妓异之处再行讯取详细供词声叙明晰妥拟具奏到日再由臣部核议至该学政奏请通行各省嗣后办理案件有原报与现供不符者仍照叙原呈再将到案究出实情明晰声叙应由臣部另折复奏所有
　　臣等遵旨速议奏请复讯缘由谨恭折具奏请旨
　　光绪元年十月三十日奏 本日奉

　　在这份奏折中，沈家本详细陈述了胡瑞澜、边宝泉等4份奏折的不同之处，认为此案尚需复议。原来，王书瑞疏奏之后，慈禧太后诣旨将“杨毕案”交浙江学政胡瑞澜审理，未改，户科给事中边宝泉提交刑部审办要求被拒。同日诣旨下将本案交刑部推究，于是，身在刑部的沈家本就上奏此折，言明此案前后有歧异。也正是这份题为《钦差查办事件》的奏折，让内阁中书罗学成、汪树屏等18位浙籍京官充满信心，联名上书都察院，要求刑部再行审理。这样才使得“杨毕案”真正揭露真相，不仅还当事人清白，也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整肃朝纲，严明了法纪法律。

　　但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先生，这位沈家本的四代曾孙说明在光绪年间沈家本还不是法务大臣，而是刑部左侍郎大理院正卿。他说这份奏折只是沈家本先生的手抄副本，是先祖遗著文献中的一篇。其实按照沈家本后来在律法界的作为，替人“捉刀”也是极有可能的。但是在此也就不做妄猜了，是他替当时的法务大臣代写也好，还是确实他只是因为后来要修订法律而抄录的副本资料也好，其真正的意义倒远不止在当时“杨毕案”得以昭雪的重要依据，对于我们今人来说，这样的一份原件副本的保留，让我们能够穿越时间之河，重回到那个长辫子的时代，感受到那个案件最真实的一面。

　　毕竟，有太多太多的文字以及曲艺包绕着这件家喻户晓的“奇案冤案”，一个多世纪以来，竟然让我们离案件的真相越来越远了，而沈家本的这份题为《钦差查办事件》奏折的存在，可以让我们聆听到历史真相的另一种声音，让我们更可能触摸到事件最真实的核心。

　　真相无疆。从“杨毕案”案件的得以昭雪，到如今还我们一个更接近真实的案件经过，湖州人在这起扑朔迷离、惊动朝野的“杨毕案”中起着无可非议的重要作用。在翻阅大量的史志，反复引证资料以后，才感觉到应该写下这些，让更多的人对“杨毕案”的真相以及其中出现的湖州人身影有个深入了解，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