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的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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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的排他性
作者：杨鸿智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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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开放的主要阻力来自于夫妻双方的嫉妒和“排他性”心理。站在传统的“忠诚”、“专一”的道德立场上的人们，他们手中不仅有传统的力量，还有人拿出恩格斯的一句话作为王牌武器。这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一句话。内容如下：
“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今日只是对妇女才完全有效——那么，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
怎样理解和应用这句话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就事论事，断章取义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就是直接引用恩格斯这句话的字面意义。另一种方法是从历史的更广大范围的全面的角度，研究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的观点。即，不仅要看恩格斯的这句话，还要看恩格斯的另外的话。把恩格斯的思想完整地搞清楚，按这个完整的观点，反过来再正确地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其实，恩格斯的完整的观点是：在人类的婚姻关系中，很少有嫉妒和排他性。恩格斯首先从动物的情况说起。说明排他性与群体性是矛盾的。为了保持群体的存在，动物个体的排他性受到抑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是这样写的：
“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据我们所知，只有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场合，都只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嫉妒，既联系有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由于这种嫉妒，作为共居生活最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场合成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场合则被削弱，或在交尾期趋于瓦解。在最好的场合，其进一步的发展也要受到阻碍。”
恩格斯在这里指出，动物的家庭中存在着嫉妒和排他性。正是这种排他性在一些场合削弱了群的作用。然而，具有基本逻辑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恩格斯在论述动物的排他性的时候，是把动物的群的存在当作一个既成事实，当作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尽管有排他性，但是，为了群的存在，这个排他性被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程度上。
接下来，恩格斯论述人类的排他性问题，他写道：
“动物的家庭和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不相容的东西。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庭。一种没有武器的，像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的动物，即使互相隔绝，以成对配偶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就像韦斯特马尔克根据猎人的口述所断定的大猩猩和黑猩猩那样，也还能以不多的数量活下去。但是，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的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从现今类人猿那样的生活条件向人的状态过度，是根本无法解释的。这种类人猿给我们的印象，勿宁说是一种正在逐渐灭绝的，至少也是处于衰落状态的脱离正轨的旁系。只此一点，已足以使人推翻把它们的家庭形式同原始人类的家庭形式相提并论的任何说法了。而成年雄者的互相宽容，嫉妒的消除，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的确，我们发现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个一群男子与整个一群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嫉妒余地的婚姻形式。其次，在较晚的一个发展阶段上，我们又发现了多夫制这种例外形式。这一形式更是直接同一切嫉妒的感情相矛盾，因而是动物所没有的。”
这里，恩格斯已经说得十分清楚。总结起来有下面几点：
一 动物在家庭问题上有排他性存在，但是为了群体的利益，排他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 人类社会的家庭，从一开始就没有嫉妒和排他性。
三 人类从动物界中脱离出来的关键就是在家庭问题上克服了嫉妒心理。
从群婚这种人类的第一种婚姻形式开始，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发展历史中，家庭又经理了其他几种形式。这些形式是：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恩格斯指出：
“原始时代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婚（起初是血统较近的，后来是血统越来越远的亲属，最后是仅有姻亲关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了。结果，只剩下一对结合得还不牢固的配偶，即一旦解体就无所谓婚姻的分子。”
也许有人会说，家庭规模的缩小是否是嫉妒心理在起作用呢？不，不是。恩格斯指出，这是“自然选择”的效果在起作用。恩格斯说：
“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才能的程度。”“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或者带动他们来仿效自己。”
恩格斯特别明确地指出，家庭的这一转变过程与个人的感情毫无关系：
“从这一点就已经看出，个体婚制的发生同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性爱是多么没有关系了。所有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各氏族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爱与嫉妒是一对矛盾。既然连爱的因素都没有，当然就更无所谓嫉妒了。
在人类刚刚诞生的时候，高等脊椎动物已经达到了“对偶婚”的阶段。而人类经过了漫长的三百万年的岁月，才达到了“对偶婚”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从高等脊椎动物的个体婚到原始人类的群婚是一种倒退。而这样的倒退之所以值得，是因为它换来了人类社会的存在。人类又回到个体婚——对偶婚制，但是，人类的这次回归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个小家庭重新回到高等脊椎动物所隐身的大森林或者大草原中。动物的家庭是孤独的，而人类的对偶家庭周围已经有一个团结的、发达的、繁荣的社会了。
动物的对偶家庭与它们的同类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而人类的家庭则不然。这一对相对独立的夫妻时刻记得没有社会群体的允许，他们是不可能有这样安定的家庭的。因此，为了照顾到社会群体的情绪，或者为了报答社会的恩赐，或者转化成某种意义上的赎罪。这一对夫妻要以某种方式向社会给以性的回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写了三种形式的回报：
一 性自由的节日
“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居民（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据班克罗夫特说，则有一些节日，在节日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进行不加区别的性交。”
“韦斯特马尔克在他的《人类婚姻史》一书举了许多例子，表明在印度的霍人、桑塔尔人、潘扎人、和科塔尔人部落中，在某些非洲氏族和其他氏族中，都有这种定期的沙特恩节。即在一个短时期内重新恢复旧时的自由的性交关系。”
所谓“沙特恩节”，“是古罗马每年 冬至时期，由于农事结束而举行的纪念沙特恩神的节日。在节日期间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奴隶也可以参加沙特恩节，允许他们与自由民同席。在“沙特恩节”，盛行性关系的自由。”
二 赎罪的宗教仪式
“妇女用以赎买贞操权力的赎罪，事实上不过是对一种赎身办法的神秘化的说法。妇女用这种办法，把自己从古时存在过的共夫制之下赎买出来，而获得只委身于一个男子的权利。这种赎身，是一种有限制的献身：巴比伦的女子每年须有一次在米立塔庙里献身给男子；其他前亚西亚各民族把自己的姑娘送到阿娜伊蒂斯庙去住好几年，让她们在那里同自己的意中人进行自由恋爱，然后才允许他们结婚。穿上宗教外衣的类似的风俗，差不多在地中海和恒河之间的所有亚洲民族中间都可遇到。为赎身而做的赎罪牺牲，随着时间的进展而越来越轻。正如巴霍芬已经指出的：
年年提供的这种牺牲，让位于一次的供奉；以前是妇女的杂婚制，现在是姑娘的杂婚制。以前是结婚后进行，现在是在结婚前进行。以前是不加区别地献身给任何人，现在是只献身给某些一定的人了。”
三 婚前性自由
“在其他民族中，没有这种宗教的外衣：在有些民族中——在古代有色雷斯人、克尔特人等，在现代则有印度的许多土著居民，马来亚各民族，太平洋地区的岛民，和许多美洲印地安人——姑娘在出嫁以前，都享有极大的性自由。特别是在南美洲，差不多到处都是如此，只要到过该大陆内地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印地安妇女或混血妇女，总是这样毫不害羞，毫不愧悔地谈到她们的非婚生子女。这完全不是例外。似乎倒是相反的情况才是例外。”
四 初夜权
“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请来的婚礼的客人，在举行婚礼时，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权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后一个。在巴利阿里群岛和在非洲的奥及罗人中，在古时候都是如此。而在阿比西尼亚的巴里人中，现在也还是如此。在另一些民族中，则由一个有公职的人——部落或氏族的头目，酋长、萨满、祭司、诸侯或其他不管什么头衔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对新娘的初夜权。”
人类社会的维系有各种方法。我们不能说人类社会是靠性关系来维系的。但是，性关系肯定是其中之一的方法。而且，越是在古代，这种方法所起的作用就越重要。在从群婚向对偶婚过度的过程中，在几百万年中，妻子以不同的方式向丈夫之外的男性所做的性的奉献中，能找到一丝嫉妒或排他性的影子吗？
恩格斯说：
“嫉妒是一种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
所谓较后，就是在私有制产生，家庭形式进入“一夫一妻”制以后。一夫一妻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丈夫生下一个确定的财产继承人。因此这个妻子只能与丈夫一个人发生性关系，不准再与其他人来往。因此，妻子像私有制中的其他事物一样，有了所属性，即妻子是属于丈夫的“私有”的东西。所谓嫉妒，就是这种只属于自己所有，不许他人染指的占有关系在思想上、感情上的反映或表现。
由于一夫一妻制的私有性，带来了家庭的不可离异性。家庭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稳定了。这样，在大多数家庭中，这种夫妻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使两者之间的感情积累也大大地超过了以前任何家庭形式。高浓度的性爱，加上占有的欲望，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私有制中人间最美好的感情——爱情。
爱情——这一事物是私有制的产物。因此也打着私有制的烙印——占有。在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鉴别一般的性爱与爱情的区别，关键就是看是否企图占有。在私有制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产生了爱情与嫉妒这一对矛盾。然而，尽管有爱和嫉妒，同时更有许多的法律和道德的限制，可婚外的性关系，作为一个社会的现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有钱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了一夫一妻制，但是，这个制度的实际内含是说，只要妻子不与其他男人来往就行。而男人在婚外的性行为不会影响自己儿女的确定性。其实，社会是一个整体。当允许一个家庭的丈夫与另一个家庭的妻子私通的时候，同时也就给自己妻子打开了大门。所以，事实上，一夫一妻制从来就是与通奸、卖淫同时存在的。
这样，恩格斯在总结一夫一妻制家庭问题时说，虽然作为副产品产生了一定的“爱”，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给以否定的态度。恩格斯说：
这种新教的一夫一妻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夫妇同居罢了！”
嫉妒不是人类的天性。恰巧相反，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动物进入人类社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消除了嫉妒。嫉妒是私有制的产物，是私有制打在两性关系上的烙印。当私有制被公有制取代以后，爱情中的占有成分将消失。
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新的爱情。爱一个人，但并不是要占有他。爱一个人是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高兴，不是单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欲。也是为了使对方高兴。在这样的家庭中，各种规定限制都会减少，各种帮助支持都会增加。这样的一夫一妻制，虽然还是个体婚制，但是它会达到适度的开放。在公有制下，那种婚外的被压抑、扭曲的性关系将没有必要。如果对方认为婚外的适度的性关系是需要的，那么，出于关心对方，使对方快乐的新道德，家庭将会支持这种关系。那时候，婚外的性关系将与家庭内的性关系同样可以讨论和选择使用。这样，婚外性关系将因为失去其神秘性，使因此而产生的逆反心理更少些。所以，可以预见，在真正的公有制的一夫一妻制可以实行的时候，一定是人类的多种性关系更加发达、更加和谐的时候。它也许与原始的群婚有某些相似只处，但是，它是在更高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对方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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