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我值多少钱

张国庆

在官场混了这么些年，也没混出个人模狗样来，时常被“官本位”们另眼看人，同时也自惭形秽，平时言行低调也就顺理成章；然而不曾想到，居然还有人羡慕我这无职无权的“作家”，倒真有点“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的味道了。

一位过去的同事曾经问我，你们那个省作协会员需要什么条件，我告诉他，起码必须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十万字作品。他说能不能“通融”一下，我给你五千块钱，你能不能给我办一个会员证？我告诉他：不能。

倒不是我难为人家，而是我真的认为不能，起码我办不到。钱可以买官、买春，买假文凭，但钱也不是万能的，比如五千元钱和省作协会员证之间，就不能“水到渠成”。按照“互利互惠”规则，我并非不知道“见见面，分一半”的“好处”，但假如我拿五千元的一半“替人办事”，我和作家协会不都成了“十个二百五”了吗。当然，在“办证”贩子那里，什么“证”都可以办到，包括省作协会员证，而且大概也花不了五千块钱。但话说回来，买到假文凭可以蒙混过关，得到朝思暮想的就业、加薪、升迁等等利益；而即便手持真的省作协会员证，又能向谁去“证明”什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没有好处，为什么还走门子跳窗户，不惜“代价”孜孜以求呢？世人都说做官好，我也这么认为。以我小人之心猜度，做官可以为人民服务，而起码也可以得到名利地位；然而我想，那些削尖脑袋、打破头皮也要弄个官做的人，其做官的目的，还是不是为人民服务呢？起码第一目的不是。至于那位想弄个“作协会员证”的朋友，目前已经是“某长”，但他早就弃文学如敝屣了，也就是说，相当的名利地位都有了，却为什么还硬要再分“一杯羹”，弄个没什么实惠的“会员证”呢；也许这会员证不能给他带来“利”的实惠，那就只想要个“名”的荣誉，也未可知。我想。

其实我这样想也不完全准确，因为我知道个别弄到会员证的人，经常持证到处炫耀。比如填表，“参加过什么社会团体”一栏，就可以堂而皇之填上“省作家协会会员”，以提高身价，让领导或有关方面看好自己；或印在名片上广为散发，恨不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从而满足虚荣心；或持证经商——尽管作协会员证跟做买卖风马牛不相及，但将此证亮给那些商人们看，还真是有些“震慑”作用的：啊，咱这客户不仅经商，原来还是个作家！于是货源或订单就好说了，商人对“作家”还是有些佩服，不免要“刮目相看”的，正如平头百姓对于大款或大腕的羡慕；大概也会像警察遇到不法分子，拿出证件来“我是警察”，对方自然会“闻风丧胆”的。可见，“会员证”还是有“价值”的。无论在官场、商场、情场或别的什么“场”，其作用大概差不了多少。

看来，咱这会员证值钱了，起码值五千块钱；作协会员证的“价值”，其实也是会员的“身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值五千块钱。

当然不止五千，否则也太“掉价”了。记得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刚教书的时候，官方就有一种说法：如果教师想“出线”（并非如今的体育比赛用语），那就得向主管部门缴纳“培养费”。至于多少，那要看学历高低。中专毕业的交三千元，大专五千元，大本八千元。那时“八千元”的“外延”是什么？那是一处单元房的价格。尽管当时我没有“出线”到政界谋求发展的意思，但既然有了“标准”，我也就知道了我当时身价五千元；后来读了本科，于是我值八千元了。

虽然知道了我值多少钱，但依然没有“待价而沽”的意思。然而风水轮流转，后来一个机会主动向我招手了：县里要组建文联，文联要出刊物，“组织上”想调我去做编辑；如果正式调动不太容易，那就暂时“借调”，就是说组织出面协调，工资待遇都不受影响，我就可以脱离原单位，而到文联做编辑了。后来我在文联工作的几年，也确是这样“借调”的。

“借调”期间，“组织上”也做了大量工作，文联的人员编制得到人事部门批准，我的正式调动事宜也被县里最高决策层集体通过，按照常例，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而且手续也在着手办理。然而事情总是隐含了变数，由于“两大班子”领导之间的矛盾，我的调动最后功亏一篑，这个“最高决策”没能得到执行。其间，上边闹矛盾，相关部门的和尚也歪嘴念经，把我的调动之事念得变了味道：他们要我交出八千元。

尽管这时候“培养费”之说名声已经不那么好，也就不那么盛行了，然而轮到我要办调动的时候，那些歪嘴和尚竟又抬出这个过时的“说法”——他们这样说是否心虚，我不知道，反正你要“出线”，就得留下“买路钱”。可我想组织上定了的事，又不是我自己不安分本职工作，干吗还要“赔款”；何况我到文联这样的单位，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也实在不值得。而关键在还于我弄不明白，八千元究竟是什么。若是身价，按照常理，应该是有人给我钱，我才有可能“出卖”自己；若是“赎金”，也总该有人为我出钱才对。我生性不敏，连买进与卖出都搞不懂，于是就没做这笔“买卖”。

不过，就是真要拿出八千元，我那时还真的拿不起——刚买了五十余平米的“两室一厅”，尽管狭小了些，但也是七拼八凑，连儿子的二百多元岁钱也凑上了，我成了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

浮想联翩，怪不得政界晃荡着那么多的“半瓶子醋”，原来他们代价低廉，“出线”也相对容易；其实也怨不得那些“歪嘴和尚”，和后来那些“无底洞主”们比较起来，“歪嘴和尚”明码标价，还实在是可爱得很呢。

无论怎样，我起码知道那时我值八千元，加上后来“作协会员”五千元，该是一万三千元了。

好像“不少”了，然而还得看怎么衡量。正如人与人天资不同，作家与作家（既然“有证”，权且这么“认定”一回）也有聪明与笨拙之别。拿我来说，我属于那种刻苦、执着的人，既然脑瓜儿不那么灵光，就只有付出比别人多的代价：时间的，精力的，情感的……也许由于我不如别人聪明，也就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政治的，经济的，生活的……三百六十行，你不可能哪一行也捞上一把；“有所为有所不为”，大概也是说的这个道理。这么说吧，如果仅仅是为了那个会员证，鬼才去付出几十年来那么多的代价与利益；可话说回来：如果获得了那么多名利地位的丰厚回报，还要“会员证”做什么。

我付出了许多，我放弃了许多，我损失了许多，我也收获了许多，得失都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卖乖，“省作协会员”也难抵我的付出与损失。然而，如果我们总是这样斤斤计较得失，我们还能做什么吗。

文学创作是非常艰辛的劳动，作家与其他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切劳动和劳动者都是伟大的，而鄙视劳动才真正是可鄙的。劳动自然有艰辛的成分，否则有些人好逸恶劳就没法解释了。只是不同形式的劳动，艰辛程度不同，所得回报也可能不成比例。我当年尝试写作的时候，周围也有许多“同道”，然而创作的艰辛，创作的难以成功，使得他们耐不住寂寞，纷纷改弦更张了。我那位做了官的朋友，过去也曾经痴迷于当作家，也曾下过苦功夫，可就是耐不住寂寞而“下海”了。东方不亮西方亮，无心插柳柳成荫，如今发了财，做了官，连我也十分羡慕，他应该自我感觉良好才是；然而我没想到，他至今还“痴心不改”美中不足，尽管抛弃了文学，却还在做着“作家梦”。对于这种“梦想”，对于想利用会员证获得各种实惠，或满足各种虚荣的朋友，我都能做到“理解万岁”，只是我还是认为这样很不好。因为世上的好处是“捞”不尽的，有时捞到一些好处的时候，或者利用某种便利捞到一些好处的时候，恰恰也是失去另外一些宝贵东西的时候。在我的眼里，那才是真正贬值了呢。

没有任何自比或比人的意思，如果“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过于难听，有骂人之嫌，那咱就不用这样打比方，而不妨另外作个比较，也许会使我们彼此平静下来：一个作家值多少钱，而一位总统又值多少钱？想想当年的“法兰西岁月”，和雨果同时代的一位文学青年，最初也曾经和雨果共同倾心写作；但是后来他说：“当我发现我写不过雨果的时候，于是我就当了法国总统。”

20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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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国庆，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理事，

河北省教育学会会员，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