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作者按：有位网友在我的新浪博客留言：“王石回应捐款的文章:生命是第一位的。万科捐款：220万。潘石屹的文章：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在一起。捐款：200万。光看万科、潘石屹等地产商们的捐款数，仅是心里有一种遗憾，但看了他们的文章，却忍不住的悲愤莫名：雪灾爱心榜上没有他们的位置，已足以让人鄙视，想不到这次灾难性的地震，他们还是如此铁石心肠，还恬不知耻地在博客上作出这种卑鄙的“解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请问王石们，你们还有人性吗？你们睁开眼看看，那一个真正成功的企业家能像你这样冷血无情？又有几个能像你们那样无耻？在如此灾难面前，捐助是负担吗？作为掠夺暴富群体中的老大们，捐这么一点饿狼的眼泪，还在这里大谈什么没有人性的“道理”，眼前的捐助就是救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第一位！如果王石、潘石屹之类的奸商能长远地占据在房地产老大的位置上，那将是共产党的耻辱，也是老天爷的悲哀！”

我没有写直接批判开发商丑陋的文章，我想借此机会，阐述我的一个经济学观点。

    抗震救灾牵动着全中国每一个人的心。看看这些新闻标题：“众学生呼唤母亲声音穿透废墟 ”、“遇难教师胸前护着学生”、“女孩救人身亡”、“平武县长救灾被飞石击倒”、 “日本救援队抵成都”、“俄韩新加坡救援队获准进灾区”、“温家宝强调举全国之力救灾 ”。。。我想阐释一个观点：抗震救灾不需要利己主义！

对照在当代中国广有市场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所有的最优经济决策，都应当建立在“私有的”、“利己的”基础上的。这种理论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践行市场主义学派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每个人都应利用好自己的资本，使之产生最大的价值。从主观上讲，这个人并不想增进公共福利，更不知道他实际上增加了多少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所得，但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而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想追求的东西。通过追求个人利益，却无意识地增进的社会利益，其效果比真地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要好。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和谐的场景啊！可惜，对人的贪婪、自私本性的张扬，使得“奉献”、“利他”成了别人眼中的“傻子”、“笑料”；为民呼吁的赤子被污为“不识时务”、“愤青”。我们面临着一个信仰扭曲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是非已经不明，巧取豪夺者被当成了英雄、“智慧者”，而体力劳动者普遍被讥为“蠢笨者”。

注意一下最近活跃在媒体上的两个人的思想。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今年5月4日在他惯常的阵地《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人》。他写道：“我不赞成为了大家牺牲自己，因为这不是快乐的帕累托改进。‘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极端，就是走向恐怖主义。认为自己的牺牲可以大大地造福于别人，这是愚蠢的想法。如果我们懂得快乐的帕累托改进是最高原则，就有可能避免上当受骗。”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青年领袖、知名女经济评论员叶檀在其博客上的座右铭是：“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政治，期间并无轩轾，常有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因此谴责任何以牺牲个人充当某种崇高理想祭品的行为，以及脱离生活常识的高深理论。赞赏尊重常识的理论，同情任何凭辛苦工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

我不想评论他们的是非，但我要把评价交给大家。在四川大地震面前，那些准备奔赴前线抗震救灾的人，那些已经、正在、和准备慷慨解囊、无偿献血的民众，你们会为自己的“傻子”行为后悔吗？你们不担心受到知名理论家、评论员的“谴责”吗？！

我要陈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市场主义和市场经济不适合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等经济领域。在这里，我们需要的是弘扬人性的另一面——“利他主义”、“共产主义”。对待灾民，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无偿捐献、无偿奉献，以他们的痛苦为痛苦，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在我的经济观体系中，属于政府经营的公共经济领域，应当坚持“计划主义”，公共支出均等化、惩治贪污浪费是此项经济工作的核心；在适合市场经济调节的领域，也就是通过企业经济活动，可以提供比居民自主经济活动更具有性价比的（显然不包括目前暴利的房地产开发活动），例如蔬菜买卖、汽车制造、手机制造、服装制造、美发等，都是适合市场调节的部分，这部分经济的核心，就是要发挥企业家的创新作用，为社会创造令人惊异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部分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在家庭、合作社内部，以及抗灾救灾领域，则应当发挥“利他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坚决打击、镇压那些“哄抬物价”等自私自利的市场主义行为。

当然，政府公共经济在抗震救灾中还是应当起到关键的作用。当我看到中央财政拨款远远低于来自国内外的捐款时，我想，如果中央政府继续在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上“节衣缩食”，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

全国人民抗灾期间，CCTV2套《对话》栏目作了一期《买不买房》的节目，由于央视2套的一贯亲开发商立场，特别是主持人陈伟鸿控制对话语权的控制和引导，这期节目导演了一场几乎“众口一词”的房价还将上涨、大家赶快买房的闹剧。作为参与这次话题的策划者之一，可能是在策划期间发表了不符合《对话》的观点，我被栏目组特别安排在台下一排的评论专家席位。因为台上的人很多，节目录制期间主持人陈伟鸿多次将一排的专家指为“观众”。我被剥夺了话语权，没有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一次，在我参与的论坛上，开发商和亲开发商群体获得了辩论的压倒胜利。看着开发商代表孟晓苏、经济学家赵晓（我的好朋友、本次节目的策划者）胜利的目光和得意的表情，我愤然退场了。

我很庆幸的是，我抓住了唯一能保存自己尊严的机会！

我不给骄傲自大的《对话》栏目组留面子，更不在意他们将来封杀我。我是一名学者，我的份内职责，是系统做好我的每一项研究，阐述我的每一个观点，教育广大公众真诚作人、不受欺骗和压迫。能上电视发表我的主张，我不反对，但电视并不是我发布观点的主要途径。我不会靠上电视增加暴光率，不会做栏目组的道具，更不会逢迎主持人、栏目组、强势人物的观点——作为一名恪守良知的学者，这是我做人的最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