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浅谈赵孟頫绘画美学的成因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吴兴人。又号水精宫道人。中国元代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宋宗室。宋亡后，经举荐仕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文敏。他博学多才，工古诗词，其诗情悲感人，风格流丽，为元初诗坛大家。又通音律、精鉴赏，书画方面造诣尤深。但就是因为他的“经举荐仕元 ”，历史上发出了许多类似这种声音，我总结起来，大概是说他本为南宋皇族后裔，宋亡后，却屈膝做了元朝的官吏，在民族气节上，已遭后人非议。在元朝，他竭力讨好蒙古上层，以求高升。甚至赵孟頫的柔媚的字迹中，透露奴颜媚骨。

  有人认为赵孟頫之所以提出“古意论”就是因为要投元统治者之所好，以求高升。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以偏概全的，是不够确切的。赵孟頫固然有他气节失存的一方面，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是应该能被理解的。赵孟頫的“古意论”里直接体现出了他对于南宋艺术的态度。南宋是元的直接敌人，赵孟頫站出来反对南宋的艺术形式到底是出于哪种思考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可以很好的体现赵孟頫的艺术和政治观点。

  北宋的文人画论对南宋的绘画影响并不大，南宋的画家大多集中于画院中。北宋有画院，当然也有“院画”，但无“院体”；南宋产生了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等一派院体画。南宋院画画家们没有接受文人们“萧散简远”的理论，而是更多的用愤怒的、激烈的笔调写出刚猛的线条，刷出了大斧劈皴，画出的是南宋对外族侵略者的仇恨情绪。这种情调显然不是文人们所欣赏的，他们更倾向于温润文雅的情调。所以到了元代，社会在急烈的暴风雨式的时代过去以后渐趋于平静，文人反对南宋画风便能理解了。其中就以赵孟頫最为代表。

  对待艺术的态度取决于赵孟頫的思想和性格，而思想和性格又是和他所生长的政治环境以及家庭教育密切相关的。

  元朝的建立，结束了汉族主宰的一统天下，一个先进民族为落后的游牧民族所征服，由此开始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文化艺术等等方面都面临着裂变，一种人力无法抗拒的变化。也就是说，文化艺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统天下的蒙古族是一个骁勇善战的马背民族。虽然在逐步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其原有部落的游牧经济与落后的文化在汉族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下，很快地由奴隶制进化发展到农奴制。但距离当时中原经济、文化发展高度依然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就当时整个中国来说，是经历了一次历史的迂回。统一的元朝，结束了三百余年政权并存，征战不休的动乱局面，使苦于连年战火民不聊生的百姓可以休养生息。但主宰和生活于中华古地，有着相对先进政治经济文化的汉人，却被一个起于遥远的边疆，落后、闭塞，而且历史上曾经长期臣服于自己的马背民族所征服、所统治，无论民族的自尊心，还是文化心理、人格精神，无疑受到极大的打击和损害。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他们将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指西域人）为二等，汉人（指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北方汉人）为三等，而南宋人则沦为最下等的人。朝廷中用事的大都是蒙古、色目人，其次是汉人，南人是极少数的。汉人尤其是南方汉人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强烈的落差，使他们尤其是文人士夫身心俱陷入痛苦的泥沼，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均无法施展才干、抱负。至于赵孟頫也不会例外。虽然是“荣际五朝，名满四海。”特别是仁宗皇帝，把他比之为唐之李白、宋之苏轼：“文人世所难得，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至今在人耳目；朕有子昂，与古人何异。”赵孟頫也因此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而“官居一品”。但当朝者所赏识的不过是他的词章翰墨，而非他的政治经济才干。仁宗皇帝与近臣论及赵孟頫时评其曰：苗裔一也，资表二也，博学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辞古雅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释老七也。仁宗对他礼貌有加，但始终把他当作文学侍从看待，没有让他参与任何政务。只用他的“博雅渊深之学”，来“荣饰太平之美”。元世祖提拨他也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此作为安抚南人的一种手段。所以不难想象在赵孟頫内心中是肯定感到不得志的。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他的家庭背景。赵孟頫出身南宋宗室，为宋太祖赵匡胤11世孙，秦王赵德芳之子。咸淳元年（1265年），赵孟頫父亲病故，这一年他才满十二岁，幼小的心灵过早地尝受了死别的苦痛。风雨飘摇的宋家王朝的覆灭，又使风华正茂的赵孟頫饮痛江南。次年，父墓被盗；不久，生母辞世，这使他一次又一次的遭受精神打击。正值性格、精神形成发育期，却遭际如此之多的精神重创，其心理发育是很难健全的。从小陪伴和教育他的是母亲，这使他直接感染的是等级森严的封建家族中母性处世的隐讳柔顺，而最最缺乏的是来自父辈的阳刚之气。在他复杂的个性心理中，最突出的是阴柔特性的多愁善感和抑郁惆怅。尽管他的诗文中，时常显露出洒脱不羁的浪漫情调，但却掩饰不住他的本质性格。正是这种政治、家庭气氛造就了赵孟頫温顺的气质以及平和的性格。而这种气质，和南宋画院画风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恰恰是截然相反的。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回到当时的情景来体会赵孟頫，就不难发现赵孟頫是矛盾的，也是痛苦的：他的入仕在当时的江南引起很大震动，隐逸文人对他受名利驱动的行为表示不齿。既然被推荐入朝当了官，自然没有多崇高的民族气节了；同时身为前朝宗室，面对同僚的排挤和世人的贬低，其内心又必定是痛苦与内疚的。入仕后，赵孟頫时时都会流露出精神上的苦闷情绪，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谁令堕尘罔，宛转受缠绕。

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

    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稿。……

  在赵孟頫的作品中，我们同样能找到这种痛苦的影子。他的代表作《鹊华秋色图》是他在北方滞留十年后，于1296年回到南方故里所作。图中描绘了济南郊外秋日平远景色：双峰矗立，平缓的鹊山盘踞在州渚岸边。二山之间，杂树参差错落。水便又有轻舟数叶，舟边有鱼叟正在劳作，即所简陋的茅舍间，几只山羊正在悠闲的啃食青草。画面一片宁静，这不正是赵孟頫在田园牧歌时的情境中隐寓着超越时空的乡愁么？

  其后，赵孟頫又创作了《水村图》卷，状写了江南平远山川，州渚渔村，秀润苍茫，清旷幽远，构思出了一个理想的文人隐居环境。

  在赵孟頫入仕以前，喜欢花水仙、墨梅，仕元以后，滑模铸就开始渐渐变多。他画的水墨兰竹，婀娜多姿，秀雅文静，画中体现出了他亦儒亦道，亦官亦隐，位极人臣而又不是乡村风情的复杂心态。正如元人刘岳中所说，赵孟頫的墨竹“其修然也有儒者之意；其温然也有王孙之贵；其颓然也有茅檐之味；气俨然也有玉堂之气。”

  透过赵孟頫种种画中的景象，我觉得已经不难烘托出画家在作画时的心境如何。一个受家教内敛温顺且又处于极强矛盾心理的文人通过艺术来寄托自己的情思。我想在这一点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赵孟頫竭尽全力向上谄媚取宠的说法。

  在了解了赵孟頫复杂矛盾的心理，同时结合政治上元代统治者对待他的态度，我认为赵孟頫“古意论”的提出因该是出于双重意图的。其反复强调的“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这一观点应该更多理解为是他对自己审美最高标准的描述。关于政治上的因素，我觉得赵孟頫确有迎合元统治者之意，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这和他的“往事已非那可多，且将忠直报皇元”的态度相似。其实宏观上南宋的文化不被元统治者所喜，和后来的明代反对元代画风，而提倡南宋画风道理是相同的。至少在元朝批判南宋，是“识时务者”的“保险”态度，对于他自己立身处世是有益无害确又无可厚非的。

  在这里，我在想我们以往是不是对这样一个温顺平和的老人过于苛刻了呢？明代的文人全都是站在明代安定的社会环境与富裕的生活上来批评他的。难道没有了优哉游哉的生活，就必须还要有自在适宜的情调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在面对国破家亡的时候，在面对异族铁蹄的时候，我想不出它能够做出什么有真正意义的作为。大的政治气候之下，有时候文人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能为力，那么无奈……

  最后，我想借用赵孟頫《自警》里的一句诗来评价他自己的一生，也结束这篇论文.：

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唯余笔研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