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这种厌恶心理波及到整个汉语学科的各个方面的学习。学生把语文看成可有可无的学科，认为，学也好不了，不学也坏不了。所以，不愿大量课外阅读，不愿做语文笔记，不愿朗诵，不愿练笔，甚至中学毕业时连汉字都写不成个样子。在自习课或课外时间里，学生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数学和英语上，也不愿消遣在语文的优美文学里。语文在中学教学中的悲哀及尴尬境遇，不能不说没有文言文产生的芥蒂。

   凭心而论，文言文中蕴藏着中国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即使是明白、流畅和表现力极强的现代汉语也是扎根于文言里的，现代汉语里的一些言简意赅的成语词汇会让人的文章熠熠生辉，显露出儒雅风度。但有一点，我们是不能回避的，即我们是现代人。现代语言大师吕淑湘曾说：“咱们做人要做现代人，写文也要写现代文。”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深谙文言，却穷毕生精力倡导以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率先垂范用白话文创作文学作品。

    与之不相谐调的是，中学语文教科书篇幅的1/3是文言文，语文总授课时间的1/2用于文言文，语文早读的80%用于文言文及古诗词诵读。以河南省为例，中招语文试卷分值的1/4是文言文，而失分最多的仍是文言文。把语文置于如此难堪的境地，不能不让人们反思我们编写教材的初衷。文言文在上世纪初失势后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在当代知识大爆炸的信息时代里，教育者却逼着孩子们整天摇头晃脑地诵读“之乎者也”，这让人感受到的是博大精深，还是迂腐滑稽呢？

    孔已已是鲁迅先生笔下塑造的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孔已已的“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成了迂腐文人的最典型的语言特征。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文中，给那些借文言及“八股”形式来卖弄自己，腐蚀文风的酸腐文人以辛辣的讽剌：“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是的，从语言的最基本功能上讲，不管是白话还是文言，都是人们用来表情达意的，只不过白话是最大众化、通俗化、实用化，供劳动人民使用的语言，而文言文则是经过精心修饰供少数文人玩赏的语言。在封建时代，文言是少数读书人的专利，与劳动人民无关，它的艰涩难懂，是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受统治者愚弄的原因之一。儒家有句名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果读书人也用白话讲话写文章，岂不和老百姓混为一谈？古人这样做是出于功名利禄，现代人在瞬息万变的社会里，无视社会潮流，沉浸于晦涩、远离生活的文言中，不知意欲何为？

   老夫子们经常训导弟子们：“文言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潜台词是：我们不可不下功夫去学习它。诚然，这个源头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但万吨级轮船在长江航道游弋，葛州坝水电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让全世界瞩目，可有谁愿溯流而上至唐古拉山脚下去寻访那涓涓细流的长江之源？类人猿是人类的祖先，而人类则是万物之灵，当人类尽情享受现代文明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分出时间和精力去光顾那些仍然栖息在丛林中与百兽为伍的猿猴呢？恐龙曾是地球的主宰者，曾是这个星球上横行霸道，红极一时的动物，现在，我们要不要用当代最尖端的生物技术再造一批恐龙呢？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更多的是享受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沉溺于发展的历史过程。人类只需踩着牛顿、爱因斯坦的肩膀去创造更伟大的文明，而无需再从苹果落地研究起。同样的道理，中国的当代文明亦不能以文言为载体，只能用节奏明快，大众化、通俗化、表现力极强的现代汉语来引领。儒家的“中庸之道”让智慧的中国把近代文明中的最伟大发明拱手让给了欧美，让最先开化的文明古国在近代远远落后于欧美，并让她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险境中熬过了一个多世纪。此耻此辱该记在谁头上？封建王朝固然难逃罪责，但一直为少数人把持着的“文言”文化也难辞其咎。

    相比之下，西洋文化追求时尚、实用、快节奏，和时代的发展是完全合拍的。如果，在当代中国追逐世界前沿的大潮流中，我们无视时代的需求，以文化底蕴为诱饵，让青少年钻入故纸堆中，挣扎于晦涩的文言当中，满口“之、乎、者、也”，满脑子“孔子曰”、“孟子曰”，必再陷中国于困窘之中！

    有人说，中国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诚然，〈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用古白话写成的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而且为世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经久不衰的影响。可是读过〈资治通鉴〉、〈史记〉、〈汉书〉的人有多少？不是世人厚此薄彼，只因它们有白话和文言之分。假如古人把〈三国演义〉写成晦涩的文言，以示其博大，恐怕现在人们只会有“中国古典文学三大名著”的称谓！

   有一句话不知道算不算个问题：如果没有文言，中学语文教学还能教学生多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