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新红学的参考借鉴

作者 : 苗怀明

     鲁迅在红学研究过程中，深受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开创者的影响，随着相关资料的陆续披露，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明晰的考察。事实上，早有研究者谈及这一 点。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不大愿意承认，他们在谈到鲁迅的小说研究时，总爱强调其与胡适等人之间的差异，甚至扬鲁迅而贬胡适。有关鲁迅小说史研究方面的专著据笔者所见，已出版了三部，即储大泓的《读〈中国小说史略〉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许怀中的《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孙昌熙的《鲁迅“小说史学”初探》（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但令人遗憾的是，上述三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
　 笔者觉得，对这一问题应该实事求是，让资料来说话，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再者，点出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家对鲁迅的影响，恰恰说明鲁迅治学之严谨、学风之优良，并无损于对其学术成就和地位的评价。
　 这里以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特别是《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交往为核心，对此问题稍作介绍和分析。对于鲁迅与俞平伯的交往情况，参见孙玉蓉的《俞平伯与鲁迅》一文（《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4期），此不赘述。
　 　鲁迅与胡适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虽然两人日后的人生道路和政治立场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则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有不少共识性的观点，这可以从两人之间的论学书信中看出来。两人不仅相互佩服，而且彼此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发展，这无疑应成为中国现代学 术史上的佳话，在政治气氛较为宽松，学术研究日益规范的今天，没有必要再对此问题遮遮掩掩。
　　 鲁迅在红学方面吸收了胡适的研究成果，胡适在其他方面借鉴鲁迅的研究成果，这种吸收和借鉴是互相的。这里先说胡适对鲁迅小说研究成果的借鉴。
　　 胡适在小说史研究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其系列小说考证中，其考证有不少地方借鉴了鲁迅的研究成果，如他在《〈三国志演义〉序》一文中特别声明：
　 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
　　 其《〈西游记〉考证》一文更是得益于鲁迅所提供的资料：
　　 前不多时，周豫才先生指出《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一中选的《西游记》四出，中有两出提到“巫枚祗”和“无支祁”。……周先生指出，作《西游记》的人或亦受这个巫枝祁故事的影响。我依照周先生的指点，去寻这个故事的来源。
　　 ……
　　 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抄给我，转录于下。
　　 这些话可以从鲁迅1922年8月14日、21日给胡适的书信中得到印证。
　　 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发表后，鲁迅等人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对此，胡适在《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一文中专门进行介绍，并作了如下的评价：
　　 鲁迅先生之说，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故值得详细征引。
　　 鲁迅曾在1924年1月5日、2月9日给胡适的书信中专门谈论有关《水浒传》的问题。
　　 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他在《白话文学史》的自序中曾这样评述：
　　 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胡适对鲁迅在小说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十分佩服，在其著作中引录，这是很正常的。反过来，鲁迅在研究《红楼梦》时，吸收胡适等人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毕竟每个研究者的专攻方向不同，所掌握的材料也不一样，大家取短补长，互通有无，才可以促进学术的良性发展。从鲁迅和胡适身上可以看到前辈学者在中 国古代小说研究初创时期所开创的优良传统。
　　 《中国小说史略》作为鲁迅在北京各个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经过数次修改才最后定稿。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从《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有关《红楼梦》的部分始终受到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家的影响。
　 　据单演义在《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一文中介绍，他所收藏的油印本《小说史大略》比路工《从〈中国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一文中所介绍的《中国小说史大略》“更早”，“经路工同志断定是最初的讲义本”。在该文中，单演义对《小说史大略》印行的时间作了这样的推定：
　　 查《鲁迅日记》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午后寄大学讲稿，三弟持去。”而同年的一月二十一日有：“寄高等师范学校讲义稿并信。”是两个学校都印了“小说史大略”的讲义的明证，也正是我所珍藏的最初油印讲义本。
　　 但这个推断有些问题。查《小说史大略》谈《红楼梦》部分，其中曾提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胡适之作《红楼梦考证》则云：“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
　　 袁枚《随园诗话》……已显言雪芹所记为金陵事，胡适《红楼梦考证》更证实其事。
　　 从《小说史大略》对曹雪芹、高鹗姓名、经历不了解的情况看，鲁迅这里所引的是《红楼梦考证》初稿，到《中国小说史略》中引用的才是改定稿，只要比较一下其对曹雪芹、高鹗的了解程度即可看出这一点。
　　 《红楼梦考证》初稿的写作、发表时间比较明确。初稿完成时间是1921年3月27日，胡适本人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文中说得很清楚：
　　 我的《红楼梦考证》初稿的年月是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三月廿七。我的《考证》（改定稿）是同年十一月十二写定的。
　　《红楼梦考证》初稿于1921年5月刊于亚东图书馆排印本《红楼梦》的卷首。1921年1、2月间，胡适连《红楼梦考证》初稿尚未完成，《小说史大略》自不可能引用，这说明它不是刊印于这段时间，其刊印时间上限当在1921年5月以后，最起码在1921年3月27日之后，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能证明胡适在初稿刊印前曾给鲁迅看过，但从目前鲁迅和胡适交往的资料来看，还无法证明这一点。其下限当在1921年11月12日《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刊布后的一段时间里。可见《小说史大略》不见得就是鲁迅最早的讲义，之前也许还有印本。
　 《小说史大略》虽然引用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但由于初稿所掌握的材料有限，故该书有关曹雪芹、高鹗的叙述有不少空白点。比如该书有关《红楼梦》部分是这样介绍曹雪芹的：
　 　曹雪芹者，不知其名，奉天人，为康熙时通政使司江宁织造镶蓝旗汉军曹寅之孙。寅爱文雅，又富厚，康熙南巡时，四次皆寅为织造，以其署为行宫。此后织造有曹颙、曹，似皆寅子侄，其名从页，寅孙名瑮（见章学诚《信摭》），未知是否即雪芹？若不然，则雪芹之名，或亦从玉矣。然雪芹事迹不可考。
有关高鹗的介绍也很简单：
　　 高鹗字兰墅，奉天铁岭人，镶黄旗汉军，乾隆六十年乙卯进士，余未详。
　　 《小说史大略》对后四十回问题，同样不大清楚：
　　 《红楼梦》后四十回题目，是否原书有目无文，抑或无回目，并文皆高鹗续撰，今不可考。
　　 有如此多的“不知”、“未详”、“不可考”，《小说史大略》有关《红楼梦》的部分就显得颇为单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粗陋。由此也可以看出，新红学对后来的《中国小说史略》有着重要影响。
　　 到《中国小说史略》刊行的时候，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已公开发表，该书及时借鉴吸收，有关《红楼梦》的部分明显发生变化。比如有关曹雪芹的介绍就比较详细准确，并明确交代材料来源：“详见《胡适文选》。”
　　 除此之外，鲁迅在该书《红楼梦》部分多次引用胡适、俞平伯的研究成就，这里摘录一些语句，以见一斑：
　　 纳兰成德家事说……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文存》三），已历正其失。
　　 ……
　　 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自叙也。
　　 ……
　　 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
　　 ……
　　 续《红楼梦》八十回者，尚不止一高鹗。俞平伯从戚蓼生所序之八十回本旧评中抉剔，知先有续书三十回，似叙贾氏子孙流散，宝玉贫寒不堪，“悬崖撒手”，终于为僧；然其详不可考（《红楼梦辨》下有专论）。
　　 鲁迅在曹雪芹、高鹗生平、自传说、后四十回等问题上基本接受了胡适、俞平伯的观点。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的《红楼梦》部分，除小说情节的复述外，这些内容占了大部分篇幅，由此可见新红学对鲁迅红学研究的重要影响。
　　 在内容较为简略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书中，鲁迅再次提到了胡适的红学研究成果：
　　 《红楼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因为这是书上写着的。至于曹雪芹是何等样人，却少有人提起过；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
　　 1923年12月28日，鲁迅还写信向胡适请教有关《红楼梦》的问题：
　　 作《红楼梦索隐》之王沈二人，先生知其名（非字）否？
　　 其后，鲁迅虽然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学创作方面，但对中国小说研究方面的进展仍时有关注，并在修订《中国小说史略》时及时采用。在红学方面，他仍注意吸收胡适等人的研究成果。
　　 1934年5月23日，鲁迅接到杨霁云的来信。杨霁云在信中告知胡适有关曹雪芹卒年的考证成果。对此，鲁迅于第二天回信表示感谢：
　　 顷得廿三日函，蒙示曹霑诸事，甚感。《小说史略》尚在北新，闻存书有千余册，一时盖未能再版，他日重印，当改正也。
　　 1934年5月29日，他专门给杨霁云写信询问这一问题：
　　 前惠函谓曹雪芹卒年，可依胡适所得脂砚斋本改为乾隆二十七年。此事是否已见于胡之论文，本拟面询，而遂忘却，尚希拨冗见示为幸。
　　 5月31日，鲁迅收到杨霁云所寄的《胡适文选》，该书中有鲁迅要找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
　　 当天夜里，鲁迅就给增田涉写信，指出根据胡适的新考证需要修改的部分：
　　 《小说史略》第二九七——二九八页的文字，请订正如下：
　　 二九七页：
　　 第六行，“一字芹圃，镶蓝旗汉军”改为“字芹溪，一字芹圃，正白旗汉军”。
　　 第十二行，“乾隆二十九年”改为“乾隆二十七年”。
　　 又“数月而卒”改为“至除夕，卒”。
　　 二九八页：
　　 第一行，“——一七六四”改为“一七六三”。
　　 又，“其《石头记》未成，止八十回”改为“其《石头记》尚未就，今所传者，止八十回”。
　　 又，“次年遂有传写本”一句，删去。
　　 又，“（详见胡适……《努力周报》一）”改为“（详见《胡适文选》）”。
　　 又二九九页第二行从“以上，作者生平……”至三○○页第十行“……才有了百二十回的《红楼梦》”止，共二十一行，请全部删去。
　　根据胡适的新考证，鲁迅对其《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的《红楼梦》部分进行了8处 改动。应该说这个改动不能算小，由此可见鲁迅对胡适红学研究的重视程度。此前，鲁迅曾多次撰文对胡适的思想、行为进行讽讥，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胡适学术成就的尊重。胡适也是如此，尽管他在政治、思想等方面与鲁迅存在着很大差异，立场甚至是对立的，但对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无论是在其生前还是身后，一直都给予很高 的评价。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均能将思想立场和个人情谊、学术研究分开，胸怀坦荡，不因人废言，这是十分难得和可贵的，在为人为文方面皆堪称后学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