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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华时报》报道了他18日整整一天的行程；央视白岩会主持的《新闻1+1》专门录制了一期为他送别的节目；中国青年报用整版为他送行；《新京报》、人民网等媒体更是从不同角度评论、思考他的调任。我想，新中国新闻发布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新闻发言人的离任能如此成为一个话题。公众究竟为何如此关注一位公职人员的调任？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多由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担当，在某些情况下，部委省市的一把手会直接出来答记者问。当然，这样的好处是信息更权威，责任也更明确，但与国际横比看，曾经的白宫发言人弗莱舍说，同样的信息，布什总统直接说出来可能大家不会关注，但经过他的口，第二天肯定是报纸的头条。因为美国的发言人只是一个职位，没有任何官位级别，但可以列席最高级别的会议，直接了解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动态，大众更愿相信这位“客观”的“第三者”。其实，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不能只从行政级别看，更应从他的意义和作用来看。王旭明说，“大家与其说是关注我，不如说是关注教育”，改装一下他的语录，在王旭明离任之际，与其说是关注他本人，不如说是关注新闻发言人制度。

　　最近正好在看新闻发布方面的书，回顾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早在1912年5月18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就向记者发布过新闻，并在北京设立“新闻记者招待的所”；之后，1979年就“渤海二号”钻井事故首次对突发事件进行新闻发布；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取得突破性发展，是在2003年之后，“非典”疫情推动了广东、北京、上海等地方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目前，国家、省、市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制度已基本建立。

　　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一路走来，我们在记住“第一”的同时，似乎没有哪位人物以“新闻发言人”的名义留存在大众的记忆，王旭明或许将以这个“第一”为大众记忆。他说，希望做一个有血有肉的新闻发言人。正是这种“有血有肉”的期许，让人多了一份灵活，让他有别于默默无闻的大多数。

　　我曾在2007年的9月份与他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他名片上写的是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但与他交流，你感觉不到与你交流的是位官员，你的确能感到干过记者的他与任何人打起交道都没有架子，能感到他懂得受众需要什么。但谁都明白，他自己也明白，“口无遮拦”绝不是一个场内人员的所为，可他在动情之时却往往由“新闻发布人”成为“新闻当事人”。“媒体无知论”、“教育买衣论”、“名校生养猪论”等言论至今为媒体所记忆，中国的媒体是很会缝“帽子”的，你哪怕十万个小心都会有人给你戴帽子，何况人都有不小心的时候。他教育方面的一些言论的确值得商榷，但从大众传播、政府政策的传播效果、公众知情权方面来看，他5年的工作对新闻发布制度的确有着示范意义。其实，正如他自己所说，媒体的引用多是“断章取义”，读完他完整的表达，会发现他真正的出发点是好的。

　　有媒体问他：对继任者有何期待？他说：一定比我更好。在一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场之际，相信众多媒体记者、普通大众有着一样的心情，期待的不只是下一个王旭明式人物的出现，更是期待新闻发言人制度取得更大的发展，期待中国民众的知情权获得更大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