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在一九九一年的初夏，我考取了市卫生学校。在我生活了十四个年头的村庄里，那一年通过考学走出农村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村支书的女儿小梅，她考取了市财会学校。

村支书说，姑娘家做会计好，将来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一样管钱。而我，还在懵懂中，没有任何的志愿，班主任李老师对我说，考卫校做护士好，上班穿白大褂，是白衣天使。后来才知道，穿白大褂的女人，并非都是天使。

当时，对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父母来说，农村的孩子能考上中专已是了不起的事情，从来不敢梦想有一天自己家的孩子能走进大学的殿堂。后来所有的学习都是在工作之余利用闲暇时间进修。但是，无论今天的生活是那么的富足，我永远都无法忘记一九九二年的那些夏天。

在那一年的夏天里，我的父母为筹集我下学期的学费，在烤人的酷日下卖了三十多天的西瓜。时至今日，我最吃的水果仍是西瓜，也许是缘于那时的深刻记忆。

在暑假来临前，我写信回家，告诉父母下学期的学费是九百八十元。没过几天，中午下课回到宿舍，发现父母推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站在我的宿舍楼下。我急忙走上前去问父母，这是做什么呢？父亲未做声，母亲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说，今年庄稼的收成不好，家里也没什么钱了，这个暑假你就不要回家，我们在市区找个地方一起卖西瓜，好凑足你的学费。

我愣住了，一时未反应过来。把父母请到宿舍，让他们休息一会，我到学校的食堂里打来了中午吃的饭菜。

第三天就要放暑假了，班主任老师再三强调说，新学期开学时一定要带学费来，否则就不发新书，我听了更为焦心。

父母在邻村大叔的家里暂时住了下来。说是家，其实是大叔租的房子，和家人住在一起，在城里工作和生活多年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大叔的家了。放假了，学校的宿舍管理员不让学生住校，我就把行李搬了过去。一间大约四平方的小屋子，有一张小床，我和母亲睡，父亲铺了一张凉席睡在我们的床边，我让父亲到床上睡，我睡地下，父亲说，你和你娘睡床，我睡地上习惯了，再说了，水泥地比床凉快。

晚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就听到父亲与母亲商量明早去哪个农批市场进瓜比较便宜。母亲说，去黄河沿市场吧，听老张说那儿的瓜是沙瓤，个儿大又甜，保准好卖。父亲说，我早点起去批瓜，你和小妮吃过早饭去淮海路的天桥路口找我，顺便帮我带点吃的。我翻了一下身，父母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后来，我便沉沉地睡去。

早上起来，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母亲已经熬好了稀饭，炒了咸菜，正在往壶里灌白开水。

吃早饭吧，母亲说，待会你就去淮海路的天桥路口给你爹送早饭，我在家烙好煎饼就过去。

哦。我应着，走到水池边刷牙洗脸。

九点多的太阳散发着无穷的热力，路面似乎被火烧了一夜，滚烫的感觉透过凉鞋迅速传到了脚心，脚和汗粘在一起，走起路滑滑的。走了十几分钟，额头的汗流到脖子里，衬衣都湿了。平时里在学校里，很少晒太阳，假期在家里都是读书写作业，极少下田干农活。父母心疼我，说姑娘家细皮嫩肉的，经不住晒，书读好了将来吃公家饭，住高楼晒不着太阳的。

二十多分钟，远远地，我看到了父亲，肩上搭着一条看不清颜色的毛巾，站在三轮车旁边左顾右盼地张望着。我想父亲应是饿了，赶快加紧脚步走过去，把早饭递给父亲。

你吃了吗？父亲问道。

我吃过了，爹，快点吃吧，我来卖。我对父亲说，然后又补充道，娘在烙煎饼，等会到。

你卖？呵呵，好啊，一毛钱一斤，你来招呼客人，我来称秤，西瓜个大重得很，你提不起秤。父亲笑着说。

这是天桥路口下坡的一片浓密的树荫，旁边已经有几个瓜摊了，他们除了卖西瓜，还卖香瓜、蕃茄、黄瓜，而父亲的三轮车里只有西瓜。

怎么不卖其他的瓜？我问父亲。

他们的摊上都有了，我们只卖西瓜，只要瓜好吃，肯定卖得好。父亲胸有成竹地说。

上午，路上的行人纷纷打着伞骑着车匆匆而过，躲避着炙热的阳光，没有人停住脚步问瓜。快到中午了，母亲带来了午饭，我们坐在树荫下吃着煎饼和清炒萝卜，喝凉透了的白开水。

如果瓜卖不出去怎么办？我问父亲，有些没头没脑地。

不会的，肯定卖得完，我挑的都是好瓜，又甜又沙的，价格公道。别人的瓜进价是六分，我的瓜进价是六分半，上好的瓜。只要有人买，明天还会来买的。父亲边吃边说，似乎并不担心西瓜的销售。

一毛钱一斤，进价是六分半，卖一个十来斤重的西瓜顶多挣三毛五分钱，这要卖多少西瓜，才能挣够学费啊？我在心里悄悄地盘算着，不敢出声，我知道父母比我更着急，否则也不会把家里的农田和弟妹托给婶婶家照顾，跑到城里来卖瓜了。

吃过午饭，树叶轻轻地摇摆了几下，一阵微微的风吹过，略微凉爽些。一个中年阿姨牵着小男孩的手走来，在几个瓜摊前转了几圈，最后停在我们面前，问，多少钱一斤？

一毛，很甜的瓜，沙瓤，尝尝，好吃明天再来买。父亲说着就剖开了一个大的西瓜，切了一小块递给小男孩，又切了一块递给阿姨。

奶奶，很甜啊。小男孩对阿姨说。

嗯，满甜的，你帮我挑两个，送到我家吧，就在路对面。阿姨看着父亲说。

好嘞。父亲高兴地答应了，选了两个圆圆的西瓜，称了一下，共二十一斤，给两块钱吧，父亲说着就把西瓜抱起着跟在阿姨后面，送瓜去了。

咦，怎么没给钱就送瓜了？我问母亲。

送到她家指定会给的，你爹卖东西喜欢最后收钱，你爹说这样会有回头客的。母亲看着我，笑笑说，她明天一准会再来买瓜的。

说话间，父亲大步走了回来，手里还拿着一条冰棍，眉开颜笑的。父亲说，少收一斤的钱，咱挣了七毛，给，小妮，吃冰棍。你瞧，多好的人家啊。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工作了嫁给城里人，像她们那样过生活。

我接过冰棍给母亲吃，母亲硬是推给我，说，我不喜欢吃凉的，吃了倒牙，你吃吧。

我把冰棍放在嘴里，顿时凉凉的，从口腔到心脏。想着父亲刚才说的话，若有所思。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将来毕业了在城里工作，然后嫁给城里人，远离父母。我的远房表姐前几年在南京上学，毕业后留在了南京工作，只在结婚时回了一趟家，唯一的一次还嫌家里脏，过了不到两天就吵着要走，表婶伤心地对母亲说，过年时想去南京看望表姐，带些过年吃的东西给她，表姐不让去。

如果让我选择，我宁可在农村，在父母的身边工作，然后和父母一起生活，我永远吃不够母亲烙的煎饼，也永远吃不够父亲亲手种的绿绿的青菜。

果不其然，第二的下午，那个中年阿姨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年青人。阿姨对我的父亲说，以后每天下午两点给我家送两个西瓜，我家人口多。然后对年青人说，这个卖瓜的人很实在，瓜也好，你的餐馆以后就在这儿拿瓜吧。

父亲的脸孔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你放心吧，我会准时送到的，真是遇到好人了，小妮，快点谢谢人家，父亲一把拉过我。

谢谢阿姨，我脆生生地说道。

咦，这是你家的闺女，还在读书吧？阿姨问父亲。

在读呢，这不在卖瓜给她凑学费吧，就在离这不远的卫校。父亲说着，很是骄傲。

看着就是个学生，好好学习，你看父母挣点钱多不容易啊，这大热的天。阿姨说着，摸了摸我的头，走开了。

阿姨慢走啊，我在后面喊道。

阿姨回头挥了挥手，和青年人走远了。

在阿姨的帮助下，阿姨所在的小区有好多户人家都到父亲这儿来买西瓜，他们都说父亲的西瓜好吃，不少斤缺两的，人也厚道。父亲呵呵地笑着，忙着送瓜，我和母亲忙着看摊，收钱找钱。

一天的时间似乎很短。晚上回到小小的屋子里，洗漱完毕，父亲就把一天卖瓜的钱拿出来，把毛票一张张地数着，铺平整，叠好，留出一部分第二天进瓜时用，余下的交给母亲保管。

父亲的瓜摊生意越来越好，有时一天进两车瓜还不够卖的。在暑假快结束之前，父亲的瓜摊在这淮海路附近很受欢迎。父亲逢人便说，这是我家的大闺女，在卫校上学。我仿佛成了瓜摊的标志，有时顾客还未走近，就高声喊道，卫生的小姑娘，让你爹给我挑个好瓜留着，回头来拿。

我粗略地算了一下，除了下雨天，父亲平均每天进两车瓜，每车的西瓜有三十五个左右，在整个暑假，父亲进了七十车，约二千五百个，扣除所有的花销（吃的东西都是从家里带来的，所花无几），共挣了八百二十六块，再加上家里的存款，刚好凑足了学费。

返校后，同学们还是原来的俊俏模样，惟独我晒得黑黝黝的。但是，我觉得我成长了，似乎懂得很多很多。

此后的很多年，每一年都要度过一季炎炎的夏天。但是，一九九二年的那些夏天，每一天都烙在我的记忆里，刻骨铭心，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