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京夫死了。

     零八年八月五号，陕西的一位作家朋友发来手机短信，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当时，我正在为一个朋友主编的刊物赶写着一篇小说，人还在情节里，脑子木然而迟钝。我坐了片刻，抽了一根烟，之后，很说不清的是，我站起来去书报堆里翻弄。很一会儿后，找到了，照片，京夫的。

     问现在许多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京夫是谁，我敢打赌，百分之九十以上会摇头。即便是年过而立的人，若早前跟文学没有什么瓜葛，也没认真读过几本所谓文学的书，估计也是一脸茫然。

     京夫是谁？只是一个老头，一个活了六十六年，用大半活着的时间编故事给人们看的老头子；他已经死了，就在三天前，八月三号的下午一点三十分，他卒在了西安。或许这个人，因为这场死亡，被大家忘得更干净了。

     照片上的京夫，很瘦，特别是在身边路遥和俞天白的比照下，显得更瘦。那两个人当时已经很胖了。刚得完矛盾文学奖的路遥看起来像个闲人，他自己也说这是个溜达年嚒；俞天白刚写完了《大上海沉没》，又拍完了电视剧，也似乎闲着，不然哪有时间跑来西安城里溜达。闲人养肉，这是路遥自己说的，所以他就有了被大家比喻为“熊一般的身体”了。京夫看来似乎还不像个闲人，他不仅是瘦，头发也花掉了，白的黑的掺杂不齐（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不知道他当时在写啥或者忙啥，只是从看到的这个瘦感到他不闲罢了。这是我一九九一年见过的京夫，是个早秋，也是在八月，地点在陕西《女友·文友》杂志的一次笔会上。

     照片上看到的几个毛头小伙子里，也有一个很瘦的年轻人，就站在他的身后，戴着一副宽边眼镜，傻乎乎地看着镜头，是我。

     写这篇小字，不是想缅怀什么，或者说是因由一个相识的作家的往生而对他做的悼文。不是。我向来不喜作这种悲伤的文字。我觉得这种丧后添彩的事，就如同生前的锦上添花，既无用，又秀作的成分很大。所以我不再提当年的那些闲事。我只想清晰地看看这个死，作家的死，并说一说。

     九一年八月的相聚后，路遥就死掉了，他死于那之后的第二年。我说他是累死的，所有的人也都这么认为，这是事实。他说那年是他的溜达年，什么都不写。其实不然，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在写了，《早晨从中午开始》---一部回顾自己写作状态的文字。结果这本书成了他划给自己写作生涯的句号，后来我说这是一本不祥的书，一文成谶，带有宿命的痕迹。

     写《平凡的世界》时，他就说写的很苦。在一座小煤窑的值班房里，他说苦苦地写了三年。他习惯地夹着一支红塔山，表情平静地说：写完最后一个字后，我把圆珠笔从窗户里丢了出去，然后趴在地上嚎啕大哭，我想了，以后再也不写了。后来他没有做到，说完这话不到一年，他就死了，不到五十岁。这是我认识的作家里，第一个死掉的人。

     假如他做到了自己说的话，真的不写了，我在想，他会不会死掉，或者说会不会这么早地死掉？一件事做得累了，感到苦了，这件事就不应该去做了，至少不应该马上去做。那些对社会的价值远远大于生命本体的人们，这样的死掉，这样早地死掉，太可惜！

     认识的作家里离现在最近的一位的死，是在前年。西岛（张侠），一位诗人，一位带有“官方”痕迹的作家和一个将诗歌的青春不老与生命的岁月年轮完美统一拉扯在一起的人。他死于两千零六年，也是在秋天。

     这个身材并不高大的山东人，或许是走的近些，给我的感觉是个很心重的人。他身上底层官员的身份表征与激情四射的诗人特性都很明显，痕迹清晰，泾渭分明。我错愕于他究竟是如何将这种官员的理性与诗人的激情糅合在同一具躯体里去的。零五年的冬天，他突然说自己犯病了，是忧郁症，每年的这个时候差不多都会犯。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到得了这个病症。除此以外，我知道的是，他还有好几样身体的病，都是跟心重有关。

     零六年秋他殁去的时候，我身在广西。走前还一起喝过一顿酒，我一直称他大哥，虽然我比他女儿大不了几岁，但我视他为师为兄，他当我亦弟亦友，这是真正的忘年情意。那年的春末，他送过两本诗集给我，我看完后对他说：你死后，你的坟头会因为这些诗歌而插满鲜花，我死后，坟头上估计也只能生出一堆杂草。我走后没多久，他也“走了”，他的心太重了，但他走的很松快。他死后没有坟头，鲜花却肯定是有了。

     作家们死的因由似乎都与心相关，至少我知道的这几个人都是。心累着，重着；有些为成就拖着，有些为名利摧残着，就这样操着心，最后把自己过早地操殁了。

     年轻又功成名就的一些作家中，还有人这样操持着自己的写作。这样的作家我立刻就能想起两个来，丁燕和刘英。在本土的作家中，她们有着“女王蜂”的美誉，也算是两个“疯状写作”的代表人物，她们的作品量也证明了这个说法。好在看她们现在的状态，似乎还好的不得了。丁燕依旧生龙活虎地写着，虽然久未得见，各自忙着，却也晓得她还是健康又滋润地继续“疯”着。刘英在一次某地区散文诗协会成立的会场见到，光鲜伶俐，似乎岁月与她无干，比照起来，年龄相仿，但从神气颜色上看，我倒像是个暮气苍苍的老人了。同样的写作和操劳，中国的女作家们用身体扛过了男人，至少现在我还想不起来有那个女作家是累死的，这确实让我觉得惊奇了。

     比较起来，也许中国的男作家们的心过于沉重了；身前事，身后名，创作与成就，家庭与生活，比那些写作的女人们想得要多一些，也更芜杂一点。除了作家的身份表征，他们还有男人的性别符号；男人，本来就是功利的动物，一下生就注定了要在名利场中浮游折腾，所以就更累。

     今年的六月，满也突然说“不想写了！”在青年路附近的“春茶馆”里，他这样说，表情真有“累”的感觉。在本土的作家圈里，他属于另类的那种，笔锋犀利，高屋建瓴，享着才情评论家的清誉。这也是个心重的人，他的重是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重，急了会不管不顾“从人丛里一路骂出去”。但是最后，很多笔仗交锋的人又都能“骂”成朋友，是那种可以一起喝茶而不只是喝酒的朋友。

     他说不想写了的累，不是写作本身的累，看得出，是生活的累，或者说是针对于人生这个毫无确指的生存大状态的累。这种累后的放下，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坏事，但对一个男人来说，真的是好事。所以我理解。

     最后想想，文学真是个害人的东西。做文学的人认真算来，能够善始而善终的也真没有几个。当然，那些做假文学的人不在其列。更多的人用光了一世的心血，也没在活着的时候赚来多少清名，反而把自己弄成了破落户。也有在活着时就领取到荣耀的，然而这却是用寿命做成的交换，比如说路遥，还有另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文学的神龛下，这些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做成了祭品。

     路遥死了，张侠死了，京夫也死了，肯定还有更多的人会像他们一样的死掉。在用黑色方块字编织的神话里，他们清醒地用一生做完了一场梦，然后把自己也编成了故事，让后人去惋惜和醒悟。

     还是不死的好哇，这一刻，我确实是这样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