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类比思辨是人类思维的重大进展之一，在这之前的人类思维发展的线索仅在中华文化中可以得到系统的准确的证据，如甲骨文和《易》。

    考虑到《象》作者追随《彖》作者并转向人事，可以认为：《象》作者是中华古文明的导向人。《象》作者开创了注重人事的学术传统，却不越过先贤的立论，即使是全新的思维，也往往以注释的面貌出现。后来的“萧规曹随”是中华文化中常见的现象，而且早在《象》时代就开始了——“彖规象随”。正因为如此，尽管《系辞》作者才华横溢，却不能不以“天尊地卑”来开始自己的论述，又因为《彖》《象》是以“刚柔”为二元始基来形成自然物，这本身就带有不连续的、跃迁的特点，因为“刚柔”是性质，自然物是实体，二者的关联是不同层次上的，前者与人类感官和大脑中枢的分析系统密不可分，后者却具有更多的客观性，所以《系辞》作者就不得不发展类比三段论、平行演绎、甚至跃迁模式和模糊模式这种复杂的类比思辨，以适应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复杂的思辨能力。这之后，人类就朝着更高的思维阶段范畴思辨进展了。

    中华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后来又通过太极图传遍世界的概念是“阴”和“阳”。但是在它们作为思辨范畴的早期似乎并不显贵，这正如即使是万古流芳或遗臭万年的大人物，在其脱胎的时候也是只能哇哇啼叫。何况《系辞》作者受到“敬畏情结”的影响，说出话来就很少像一些非智者那样开口“史无前例”，闭口“永远永远”了，所以下面是以一种被动的辩护口吻开始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第一个“之”字的作用是取消句子的独立性，这种用法在战国之前已开始，如《左传·僖公四年》“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到战国时也常用，如《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使得“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就依存于下文的一系列解释。随后的6个“之”字就是指代由“一阴一阳”来定义的“道”：连接着它，就是友善；成就它，是人的本性；然而由于仁者看见它把它叫做“仁”，智者看见它把它叫做“智”，普通人每天都在用着它，自己却不知道，所以君子所说的“道”很罕见。

    《系辞》作者迫于“君子之道鲜矣”这样一个事实，不得不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样一个新的说法进行一番辩解，然后才开始讲述这个“道”存在于一些什么样的场合：“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一阴一阳之谓道   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生生之谓易   阴阳不测之谓神

 ↓                ↓                  ↓                  ↑

→善→            仁→             德→           乾→占 →

 →性→            用→             业→           坤→事 → 

    由于平行叙述成了一种格式，处于这一格式中的内容常有些八股味道，因此，真正具有新意的内容反倒是游离于平行叙述之外的论述。这种以夹带的注解面貌出现的创见，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孔子将其概括为：“述而不作”。然而，对于今人来说，当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作”。

    “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明显地把“一阴一阳之谓道”放在了“圣人”之上，“道之功用，能鼓动万物，使之化育”，而“圣人化物犹有经营之忧”。这个“道”无疑是一种超越性的概念，是有哲学家自己创造的思维的对象；它已不是像“天”或“帝”一样的意志力量，而是由“一阴一阳”这一对哲学范畴赋予了各种性质与活力的东西，它在人们能做到“爱人”和“忠恕”的时候就显露出来，而在人们只按照本性去谋取功利成就事业的时候就隐藏起来；它可以是结果是终极，也可以是原因是起点；既可以与“方”类比从而“在天”，又可以与“物”类比从而“在地”。

    “生生之谓易”则把“一阴一阳”与《易》联系起来，《系辞》作者以其特定的解释学身份把《彖》作者所重视的“刚柔”降格，筛出了“阴阳”这一对范畴——阴在阳前，阴生阳，成象为乾，于是乾在坤前；阳在阴后，阳生阴，效法谓坤，所以坤在乾后，这样的位次变化就是“易”——变易。虽然“易”作“变易”解不是由《系辞》开始的，《左传·襄九》“无易方”中的“易”就做“变易”解，但是可以肯定《系辞》对于“易”的这个内涵的社会化起到过重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阴阳不测之谓神”与第一句“一阴一阳之谓道”相呼应，将“阴阳”这一对范畴的抽象性质肯定下来：从这一句之前的“极数知来”和“通变来看”，也就是“穷极蓍策之数，豫知来事”和“欲使开通，须知其变化”来看，阴阳本来适用于“占”和“测”的，这里却说“不测”，这就不是在说阴阳的具体功能和其不稳定性，而是在说阴阳作为哲学范畴的抽象内涵——“神”、认知的多侧面涵盖，也就是“神无方”。或者说:思维的对象独立存在，等同于“神”，不用去“测”，它自己就能“显”“藏”“鼓”“生”“成”“效”“知”“通”···

    范畴与普通概念的区别在于它是从共性的再加工中所获得的更进一步的抽象性和多解性。如果说识别对应是一一对应的一维线性思维，类比思辨是两两相关的二维平面思维，那么范畴思辨就是一多涵盖的三维立体思维，不止体现为一个立体，而且可以有不同的层次——首先必须有纯直观的多样的东西，这由识别对应所知，第二，是由想象力对这多样的东西所进行的综合，即通过类比思辨或过程思辨寻求共性，第三，是把统一性加到这种纯综合上面去的那些概念就叫范畴。把统一性加到“阴阳”之上的“道”是更高的范畴——一切的规定和它所设定的全部充实的内容都要回复到这个绝对形式中，任何事物一孤立起来看，便显得狭隘而有局限，其所取得的意义与价值即由于它是从属于全体的，并且是理念的一个有机环节：“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于一个终极的原因，或本根，或始基，或“绝对形式”的命名很多，但只要这个“一”超出了具体事物或性质而达到了抽象范畴的地步，就往往很相似了，一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无所不在，如“阴阳”、“道”；第二类是偏重于精神或人心，如“仁”，又如“唯心”的“心”；第三类是偏重于物质或客观事物，如“气”、又如“唯物”的“物”。

    无论是把“一多涵盖”中的“一”称为“道”，还是称为“太极”，“一阴一阳之谓道”都是对于“一多涵盖”的发展，即“一”的本身是由相反相成的“阴”和“阳”组成的，用现代术语来说是由“矛”与“盾”组成。因此，由《系辞》作者筛选出来的范畴就具有了辩证法的思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