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诗与教条

——斥“死鼠乱抛”的批评

 

一

 

1月14日的四川日报副刊《百草园》上，刊载了一篇题目叫《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的文章，作者署名“春生”。

这位春生先生，大声疾呼地，向读者控告了《星星》诗刊创刊号上所发表的一首情诗《吻》。认为它是“香艳绝伦”的诗句；是和二十年前在蒋介石统治区流行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货色差不多的。并且，是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就已经“冻结”了的。——这也就是说，他认为，现在，对于《吻》，这样的诗，也应该像1930年对于《桃花江上美入窝》之类的东西一样，予以“冻结”，决不可以解冻。

这位春生先生，附带地，还给写这类情诗的诗人，加上了一个封号叫“花花公子”；又把刊物上发表这样的诗，叫作“死鼠乱抛”；而刊物编者的罪名，则是“在‘百花齐放’的缝隙中，有意无意地顶着‘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艺术的特征’等种种商标而冒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深处’的破铜烂鉄的批发者。”

春生先生，在宣布了这些罪名之后，又环顾他的同僚曰：“我们必须密切地注视!”

好了，感谢春生先生的这篇文章，它使我们警觉起来，不禁要随着春生先生的指手划脚而一同“注视”。注视什么呢？注视《吻》这首诗，同时，也注视春生先生的批评。

《吻》这首诗，究竟有没有那么大的罪过，应不应该受到春生先生那样恶毒的批评呢？我认为，文艺批评家，决不应该仅仅以扣帽子、贴标签、耍大棒为能事，而多少总应该有一些具体的分析。春生先生，仅仅是在举出这诗的两节来以后，便硬给作品、刊物、作者、编者，加了一系列的罪名，至于这首诗为甚么会有这么大的罪过，它究竟将在社会上造成什么恶果？春生先生并没有只言片语的分析。这是只能吓唬人而不能说服人的。在目前，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已经见诸实施，神经健全的人，是不容易被吓倒的。叨天之福，我的神经还不太软弱，所以现在，还能斗胆地，就春生先生所加予这首诗的许多罪名，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吻”这首诗，一共十二行，分三节，每节四行，它所抒写的，就是一个热情的吻。这在诗的领域内，不但容许，而且是习见的。往往一首短诗，它的主题，单纯到只抒写某一时的某一种感情，或某一种景象。这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人民的生活，非常丰富，人民的感情，非常广阔。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大时代里，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不但在物质生活上有改变，精神生活上，也早已有了很大的改变。相爱者的接吻，在从前有皇帝、秀才和举人老爷的时候，在解放前封建统治还没有打垮的时候，是一直被看作不道德的、很丑的。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了，人民的恋爱与婚姻的自由，可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接吻这样的事，并不只是“洋学生”，工人、农民也一样的懂得了：那并不是什么丑事! 这时候，如果热中于“卫道”的“圣人之徒”，还要走出来骂一声“伤风败俗的家伙！”人们就会马上回敬他—句：“封建脑壳!”我们早已不仅是在电影银幕或戏剧舞台上才看见接吻了，在实际生活当中，例如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不是还乐于看见那—对新人，当着大家的面前亲爱地接吻吗？在生活中，只要是真诚相爱的人接吻，人们是并不把它当作邪淫看待的。

文学作品中，描写到男女之爱，描写到接吻的，很多很多，甚至在某些杰作当中，个别细节的描写，还常常超过了接吻等等若干倍。现在，还没有哪一个无知的狂徒，敢于把那些作品都叫作“淫书”。在世界文学史上，我所知道的，只有法国的文学大师福楼拜，曾经因为他所写的《包法利夫人》被控为“淫书”而上过法庭。那后来，胜利的也并不是法庭的检察官，而是福楼拜和他的作品。关于这件事，几年以前，我们所熟知的爱伦堡老人，在《谈谈作家的工作》一文中说得好：“是谁攻击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说它不道德的呢？恰恰就是那些妓院的老嫖客，认为金屋藏娇是一大乐事的有产者。”至于法国的劳动人民，却—直到现在，还是把这部小说，当作极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民族荣誉，尽力地保存着、维护着。我国也有不少人读过《包法利夫人》，他们从这部书里看到的，并不是淫荡，而是对于淫荡的资产阶级社会风习的批判。

老实说，虽然春生先生和反对福楼拜的法国资产阶级的“道德家”们，必然会有些不同，但我仍然并不相信，春生先生在生活中，是和他写文章的时候一样反对接吻的。

十分明显，生活里面，男女相爱接吻，并不等于淫荡；诗里面，关于男女相爱接吻之类的抒写，更不等于淫荡。任伺文明国家的法律，都没有不准相爱不准接吻的条文。吻而有罪，这只是在春生先生的教条主义“法典”里面，才可以找得到的。

 

二

 

那么，什么是淫荡呢？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叫作黄色的、庸俗的、猥亵的呢?

那样的东西，是确实有过的，是曾经为害过人民，曾经与革命文艺处于对立地位的。春生先生所列举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就确实是那样的东西。

可是，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吻》这首短诗，与《桃花江上美入窝》《妹妹我爱你》混为一谈呢? 我想，这不仅是皂白不分的胡涂，而且是含血喷人的污蔑。

《桃花江上美人窝》和《妹妹我爱你》之类的黄色歌曲，完全是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所发散出来的靡烂的气息，除去它那黄色音乐邪恶的声音感染不说，即就它那歌词所流露的思想情绪来讲，它与健康的情诗，也是有着原则区别的。我以为，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区别两者的标志，就是在于它对待女人和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在那些黄色歌曲里面，它并没有把女人放在人的地位当作爱的对象来抒写；它是把女人放在“商品”的地位，当作“使用”、“玩弄”的对象来抒写的。在那些黄色歌曲里面，反映着男性对于女性，恣意的挑肥拣瘦，无厌止的肉欲追求，此外，却并没有一丝真正的爱情可言。而在《吻》首诗里，那些糜烂的气息，是一点也没有的。

《吻》这首诗所抒写的，完全是有平等地位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这种爱情，通过他们甜蜜的、沉醉的吻，艺术地表现出来，它对我们人民的精神生活是毫无损害的，它是健康的。如果我们完全不抱着教条主义的成见，而却实事求是地，从诗歌的社会效果所赖以产生的艺术感染或情感教育这些方面，来考察这首诗，那么，就定会承认，只有对于现实社会完全乐观，对于生活前途充满信心的人，才有这样深挚这样充沛的感情。它使人觉得，在今天的生活中，青春一代的爱情，是这样的幸福、美好，它可以感染人，使人向往于一种热烈的、美好的情操。

平心而论，这首诗，除了它的艺术水平不高，还有着显明的模仿前辈大师们的痕迹而外，实在并没有什么“毒素”。春生先生口口声声说它有毒，究竟有什么毒?春生先生为什么不作具体分析呢?

三

 

春生先生把《吻》这首诗，污蔑为与二十年前那些流行的黄色歌曲差不多的货色，随即又提出，要把《吻》这样的情诗，予以“冻结”。春生先生认为，这样的情诗，和黄色歌曲一样，是“远在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就已经“冻结”了的。我不知道春生先生是不是“左联”时期就已参加了文艺战斗的老战士。但我觉得，无论说“左联”时期已经把《吻》这样的情诗“冻结”了，或是说已经把《桃花江上美人窝》之类的黄色歌曲“冻结”了，都是近乎开玩笑的说法。在1930年那样的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恐怕只有“左联”领导的革命文艺，才常常有被反动派“冻结”之虞，“左联”怎么可能去“冻结”为反动派服务的黄色歌曲呢？那时的“左联”作家，并没有动辄使用行政手段去“冻结”什么东西的权力，他们尤其不会幼稚到要求“冻结”情诗的程度。有不少著名的左翼作家，他们所写的情诗，不仅在1930年没有被“冻结”，甚至现在也还在出版。这是“有诗为证”的。

对于黄色歌曲，由于它确是资产阶级生活所发散出来的糜烂的气息，而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又正是运用了它来麻醉青年，掩盖丑恶的社会现实。所以，革命的文艺界，从那时起，就一致摈斥了它，毫不含合胡地与它划清了阶级界限。但那与“冻结”也依然是不同的。

“左联”、的作家，在当时，并不是依赖“冻结”手段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他们似乎并没有这种习惯。“左联”的作家，相信人民有选择的能力，相信人民终于会要觉醒，所以，他们总是以革命文艺作品的崇高思想与艺术质量，把人民群众、特别是绝大多数的文学青年，引导到革命的这一边来。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冻结”的手段，而却获得了胜利。相反地，敌人虽然用查禁、用封闭、用焚烧和屠杀等等手段，来摧残文艺，却并没有能够把新生的革命文艺消灭。

是非自有公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春生先生毫无根据地把《吻》这首诗，污蔑为黄色歌曲一类的东西，又主张像《吻》这样的诗应该“冻结”。这不仅使人觉得他太粗野，太幼稚，而且，这确实是严重的敌我不分。他居然叫嚣着要仿效敌人的手段，用“冻结”来消灭人民的文艺。应该公正地指出：这种叫嚣，在实质上，是反人民的。

教条主义的极端，不仅反诗，反艺术，而且也必然趋向于反人民，这正是一个显明的例证。

四

 

过去，已经有—个相当长的时期了，文艺界不知从何而来地，流行着一种刻板式的理论，似乎凡是抒写爱情，都必须与社会主义劳动、与革命斗争、与保卫祖国的战争相结合，才是可以容许的；而普通生活中青年男女的爱情，则是不可以抒写的。事实上，这种论调是很片面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劳动中，在革命斗争中，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固然可以产生崇高的爱情，文艺作品，应该十分重视地抒写它，表现它。但这是要从生活出发，不可以牵强结合的，尤其不可以因此就排斥一切。在普通的和平生活中，青年男女的爱情，也仍然值得尊重，同样地可以抒写它，表现它，不应该划作文学艺术的禁区。

我们的诗歌，当然要教人爱祖国，爱劳动，但也还要教人更广阔地爱生活。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仅仅是为了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同时，也正是为了使人能更幸福的相爱。

春生先生神经过敏式地，把一个热情的吻，看得比毒蛇猛兽还要可怕。似乎只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才接吻，而劳动人民就绝对的不会接吻，这在生活中是找不到例证的。春生先生任意地、横蛮地，把各式各样的罪名，乱加到诗的作者和刊物的编者身上，我想，这并不能表示春生先生的勇气，相反地，“死鼠乱抛”这四个字，倒很像是春生先生给他自己的批评活动，所作的一幅惟妙惟肖的写照。

我想重复地说一次：感谢春生先生的这篇文章，它使我们警觉起来：原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布以后，教条主义还并没有收锋敛迹，它还在继续地向文学艺术进攻，它还在尽情地使用污蔑、扼杀的手段，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的头上阻碍着文艺事业的前途。不行！

春生先生，教条主义的虚假的王冠，已经快被摘下来了！虎皮交椅，快要坐不稳了！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以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们，都已经下了决心，要把教条主义埋到那见不得人的深渊里去，让它长眠千古。

诗与教条，是如此地水火不能相容；诗抒写爱，而教条主义者在乱抛死鼠；诗创造美，而教条主义者在编制“冻结”的条文。

人民爱诗!人民憎恶教条！

诗与教条，必然会是两种不同的命运：即或诗有暂时的受难，教条有片刻的横行，但是未来的年月，决不是属于教条，而是属于诗的！当诗人的声音高响入云的时候，教条主义者所抛掷的死鼠，必然会在人民群众的唾弃与践踏之下，碎裂，腐朽，化为乌有！

 

——这篇反批评文章，是惹祸的东西。当时并没有能够发表，我自己也没有留下底稿。现在是依据四川文联在“反右”运动期间召开文代会时编印的《会议参考文件之九——四川文艺界右派集团反动材料》，全文照录的。

但现在，在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以后，我重新再读自己的这篇文章，仍然觉得，我的文章是实事求是地说理的。除了有些词语比较尖刻，有些任性使气以外，实在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方。可是，就是这篇文章，成了“惹火烧身”的蓑衣。我没有料到，我以为完全可以信赖的、当时由毛泽东宣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距离我们，实际上竟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