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3】  反批评文章所经历的一波三折

当时，在四川文联机关里面，与我同时写反批评文章的人，还有好几个。如：流沙河写的《春天万岁》，储一天写的《“死鼠”与“吻”》，也都是与春生的文章针锋相对的。我们把文章送到《四川日报》编辑部以后，原以为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发表批评文章的报刊，应该以平等态度发表反批评文章。所以，过了几天，还没有见报，我们就自己到报社编辑部去问。副刊编辑原本是有些熟的，他们拿出排字房送来的小样给我们看，说明已经发排了。我们觉得，既已发排，当然会发表，便放心地回来等着见报。

可是，隔了一两天，忽然报社编辑部通知我和流沙河、储一天，说《四川日报》总编辑伍陵同志要在这天晚上和我们谈话。

伍陵当时是《四川日报》的总编辑，脸相大方，五官端正，给我的第一印象，倒不像是个坏人。不过，说话时那“嗯嗯咹咹”的沉重的鼻音，使人一听便感觉到，这是一个资格比较老（可能是“三八式”）的干部，长久蹬在领导岗位上，所谓“久历官场”，官风暮气都已经习染得很重了。这样的人找你谈话，用他们的八股套话来说，那无非是想对你进行一番“严肃认真的政治思想教育”。所谓谈话，只不过是单方面的，他谈你受教，一切他早已成竹在胸，你谈的任何一句话，他都是决不会听进去的。这样的人，他们不动脑筋就可以凭资格吃皇粮，万不得已要动动脑筋，也只是为了坐稳他的领导位子，他能谈什么新鲜话呢？果然，伍陵神情严肃地说：“找你们来嘛，嗯，你们不是写了几篇稿子吗？咹？是……三篇嘛，呃，我们的意见呢……希望你们自己（！）把稿子收回去，重新慎重的考虑，呃……就是这件事，你们如果同意我的意见呢，呃……就这样嘛。”看他那样子，是想三言两语把我们打发走。我说：“前天我们在副刊编辑那里，看到了排字房送来的小样，既然已经发排，我们以为一两天就可以见报，现在报社领导上为什么决定不发？是不是认为稿子里面有什么措辞不恰当的地方，希望伍陵同志给我们具体指出来，我们可以当面研究嘛。”我这样说，是想摸一摸底，因为，那“死鼠乱抛”的批评文章，究竟是什么人写的，我们当时只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的李亚群副部长写的，也有人怀疑是四川文联创作辅导部长李累写的，并不能确切的判断。因此，我想从伍陵那里，证实一下，弄清楚那批评文章的来头。这时，储一天说：“党的政策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报社对批评与反批评应该平等对待嘛。”伍陵连忙接着说：“我们是党报，嗯，党报有党报的立场，咹……也不能什么文章都随便发嘛，百花齐放还要是朵花嘛，百家争鸣还要是个家嘛，呃,你们的稿子，报社编辑部的同志，是有很多……很多意见的，当然，各种意见，都有嘛。总的来说，咹？，大家都认为发了不好嘛，对社会，对读者，对党报，对你们自己，咹？都……都，都不利嘛，有的问题，在党报上争论起来，呃，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嘛，那后果，恐怕……对大家，呃……对你们自己也不利嘛。”

伍陵不愧是老于官场的人，也确实不是一个坏人，他大概对所谓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斗争是阅历甚多的，知道什么是“面子上”的，什么是“里子下”的，知道所谓争论的是非和结局，只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他劝我们把稿子自行收回，显然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他要避开“压制反批评、压制百家争鸣”，或“压制新生力量”的责任与嫌疑。（在《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时，毛泽东说《文艺报》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文艺报》编辑部无端地就被烧了一把火，这个教训，伍陵是不能不考虑的。）虽然在他眼里，我们算不了什么新生力量，但是，万一呢？老于官场的人，他不能不习惯于老谋深算，不能不考虑到有可能发生的“万一”。他让我们自行收回，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万全之策”。二、他知道，这样的争论，一旦在报上展开，他作为党报的总编辑，就会处于脱不了干系的风险地位。因为，他知道，在党的上层，一向是把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地位，看作是政治领导权的基础。党对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历来是密切关注而决不会轻易放过的。每一次争论，最后都是由党的某一级领导人出面，对问题作出总结，判定谁对谁错，接着便是对错误一方的行政处理。这处理，往往是很严重的。有时，报刊领导人也会因发表文章不慎重，或立场摇摆，观点模糊，态度不鲜明，斗争不坚决，等等，牵连地受到处分。伍陵对这些是了然于心的，他当然不愿冒风险。三、对《星星》诗刊的批评，别人不知道写批评文章的人是谁，他却是完全清楚的。也许，那文章就是从省委宣传部派人送给他，由他交给下面的编辑人员发排的。原先，他可能没有料到，《星星》的编辑，对党报上的批评，非但不是连忙地认错、作检讨，居然还有人敢于进行反批评。而且，反批评文章不仅在理论上有斤两，文字锋芒也并不低于批评文章。一旦在报纸上展开群众性的讨论，究竟“鹿死谁手”，一时是难于预见的。何况,我们那反批评文章的火辣辣的语言,一旦在报上发表出来,那对写文章的“春生”(省委宣传部“文艺口”把关的领导干部)的“领导威信”,无疑是会有损伤的。伍陵能不维护他的顶头上司的威信吗? 换句话说,他敢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吗? 四、当时，正是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刚提出来不久，还没有见诸实效的时候。对这个所谓“发展科学文化艺术的新方针”，当时大大小小的干部，不仅在观念上有些模糊，在解释上互相龃龉，各方面的意见还很不一致。而且，对于毛老人家忽然提出这样一个与“无产阶级专政”、“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基本精神上似乎不很相容的政策方针，究竟是什么用意，又有谁能摸得准呢？（当时听说，美国有人认为中国开始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自由化”政策，而苏联则批评这种政策有背离马列主义的倾向。）毛老人家的政策措施，历来都是“圣心独断”，别人是猜不透的。他“声东”可能是为了“击西”，他“翻云”可能是为了“覆雨”，说“反左”也可能一下子变成“反右”，或者“左右一齐反”只不反毛泽东自己。在毛老人家领导下作过长时间工作的人，在没有真正摸清“领导意图”的时候，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伍陵也不例外，所以，他既不敢公然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不敢贸然放手让几个小小的文艺干部在党报上批评省委宣传部“文艺口”把关的领导干部。他唯一可以采用的最稳健的办法，就是让我们自己把稿子撤回。——几十年后，我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感到，久历官场的人，的确有他的长处，而且，伍陵确实不是一个坏人，他要我们自己把稿子撤回，在当时，是最明智的作法。可是，我们当时政治上还非常幼稚，感情上又容易冲动，又糊里糊涂地自以为是在为贯彻毛主席的“双百方针”而斗争，要维护《星星》诗刊的声誉，改变文艺工作的环境条件，甚至，还幻想一举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争取文艺事业有一个可以充分发展的自由天地。对伍陵的官话，我们当然非常反感，对他毫无平等对话诚意的官僚习气，更非常憎恶。那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记得，最后是流沙河一摆手，说：“稿子我们不撤回，随你们怎么处理。”就愤气地转身往外走。我当时本想再谈一谈，但在那情势下，也没法再谈什么，只好一起走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们那时，确实太不冷静了。如果我们接受了伍陵的意见，把稿子自行撤回，也许，“《星星》诗祸”，后来便不会发展到那么严重。可是。我们当时，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哪能考虑得那么多呢？

从伍陵那里回来，我们三个人叽叽咕咕地随便交谈了几句，便决定在我们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我们的反批评文章。本来，一个刊物，受到了粗暴的攻讦与危及自己生存的恶意批评，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反批评文章，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从伍陵那里回来，我已经心里有数：这事情既然由伍陵出面来劝我们把稿子撤回，可见那批评文章的作者，确实是有来头的。小道消息说那“春生”就是李亚群副部长，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真的。我们要采取装作不知道而继续坚持反批评斗争，是会受到阻挠的。至少，这事情要取得白航的同意，才可以在文联领导来不及干预的情况下，把反批评文章捅出去。而这，也是难于办到的。因为，既然宣传部已经关照报社不发我们的反批评文章，那他们是不是已经同时关照文联，对我们进行压制呢？我自己是曾经在党委宣传部门工作过的人，我对宣传部与报社、文联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党委宣传部在执行意识形态领导工作中的权威地位，报社和文联的领导干部，是绝对不敢马虎的。不过，我们当时仗着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威势，是什么也不怕的。（当时有一种想法，现在说来非常可笑：怕什么！即使他们说我们是“狐假虎威”，那虎总是真的！——谁料到那虎后来也会变卦呢。）

果然，第二天，白航把我们的意见反映上去，李累说，这问题要向党组请示。其实，李累当时是文联党支部书记、创作辅导部长，兼任《星星》的编委，是直接监督《星星》工作的领导人。由于他是文联的党支部书记，创作辅导部又是最大的一个部。（当时没有成立作协，创作辅导部就等于作协。）文联的事，除了音协、美协、剧协等几个部门以外，大部分都由他当家。为什么他要把问题交上去呢？这大概是因为，四川文联的干部，是从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方面合拢来的，白航来自川北，我来自川南，李累来自川东，从前，在各地区工作，地位都差不多，到四川文联以后，虽然李累是领导，但白航和我也都属于中层干部，他要压制我们，我们不一定服他，并很容易引起冲突。他把问题交上去，由文联的党组书记常苏民来处理，我们就没话可说了。李累这个人是很工于心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