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倦的求索者
──《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读后
题记:王元化先生是我导师之师,算是我的师祖了。今天从网上惊悉王先生驾鹤西去的消息,非常难过。我曾有缘两次拜见过王先生,深深感佩于他如炬的目光,感佩于一位老人心灵深处的思想力量。记得博客里第一次贴上的,便是一篇讨论王先生反思“五四”的文章。今闻噩耗,特将八年前的另一篇文字再次贴上,以寄哀思。斯人已去,惟有思想的光芒仍在烛照着所有的后行者……
2006年底华东师大开会时,陪老师拜访王元化先生衡山宾馆时所摄
一
阅读者,在成形的研究文字面前,常常会有这样的两难──如果把阅读重心放在言说的内容上,则写作者的兴趣往往引导着读者的兴趣,读者也由此与写作者有了共同的观照对象;而一些老练的读者更会跳出写作者预设的话语界阈,叩问和反思写作内容得以言说和表达的方式,这时候,读者的兴趣好像更多地脱离了文字本身,进入了对写作者的凝视。是关注写作者还是写作对象、话语内容还是言说方式,读者仿佛总是这样在书籍内外进进出出,在写作对象、写作者和自己的观念间作三角形的移动。不过,随这种阅读两难同时而来的,可能是阅读的双重愉悦──首先,你尽可以赞同、生疑、质问书中的观点,并基此同研究对象作一次“深入的交谈”;其次,你还能跟写作者作一次“倾心的对话”,向他讨教、驳诘,或者申说自己的话语。尤其是研究对象为你所知甚而熟悉时,这种双重的交流和愉悦更会来得强烈而自然。要是此时你阅读的不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传记,那么你的这份阅读享受便很容易达到某种极致了。
摆在面前的这本《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带给我的正是这样多重的阅读享受。传主不仅早已是当今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教授中之教授,更重要的,他还是我博士导师的博士导师。在我们这样一个向来讲究师承和学统的国度,追溯自己的学术之源,似乎是知识分子永远的一个情结。几年前,当我得知导师蒋述卓教授师出王元化先生门下、且是他复出后培养的首届博士时,便格外注意收集王先生的著作,留心他的学术行踪,更想得一机缘亲晤其面,聆其耳提面命。有时候,徜徉于先生所缔造的理论境界,也只能凭借着一己之念,遥想他思想的内在轨迹,以及生成这一“思想轨迹”的另一种“人生轨迹”。从先生的序跋等性灵文字、导师的口中和报章的描述,不断地知道了一些,但只是约略和零星。是这本画传,让我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了解到先生的主要经历和学术旅程。透过这些有形的文字与图片,我更试图看到它们背后传主无形的思想真实。
二
还是从这本画传的末篇谈起吧。立传者有意使传记收结于传主1997年3月“重返清华园”的怀旧之旅中。70多年前的1921年,未满周岁的王元化随母亲第一次来到这里,一住就是六年。在王元化的童蒙时期,与其父亲比邻而居的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也许并不能实际地给他以即时的思想濡养;但清华南院的特殊氤氲,却整整伴随了他的一生。愈到晚年,王元化愈是珍视这段经历,注重对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研究,这很是发人深思。时任清华教职的父亲固然给了王元化以切实的影响,但我们还可以这样推想:王元化对清华诸学耆的关注,不仅显示了他对本人学源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表征了整个中国思想界在20世纪的后一个世纪之交对前一个世纪之交思想资源的反思和汲取。
画传的作者就是这样,引领你一步步进入传主曾经生活的世界。作者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通过这些曾给传主以关键影响的生活“个案”,由点及面地映现传主生活的“全部”。文字的叙述,对于画传自然必不可少;但一来囿于实际篇幅,二则受所选图片之限,文字的叙述是很难像一般传记那样前后连贯、长篇大论的。因此,如何写好这种“片段性”的描述文字,使读者不仅对所配图片有准确的理解,且对传主的整个思想脉络有整体性的把握,便并非一件轻松的事。它需要的不仅是过硬的文字功夫,还要有对传主深入的了解和见微知著的才气。而哪些“片段”能反映传主的思想轨迹,哪些仅属于历史掠过的浮尘,此中的选取显得至为关键。在八章的分述中,我们易于看到:由家庭教育熏陶、主要社会关系与时代精神氛围所共同构筑的传主的“思想环境”,在该画传中得到了强调;而那些给传主以深刻影响的人和事,更被写作者一再放大。“论世”方可真正“知人”,写作者笔下的传主经历片段,并不仅仅为传主所独有;它所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细心一点的读者,更应从这些点滴而不尽系统的描绘中,去探寻传主思想发展的脉搏和立传者之初衷。
三
学术原点的确立及在此基础上学术视域的拓展,是一个学者学术建树的关键一步。在王元化的理论之旅中,众多的文艺景观和思想命题都曾不同程度地吸引过他的注意;稍作梳理,我们便会发现其学术主流中的三条支脉:其一,以《文心雕龙》研究为重镇,展开对传统文论原典及时下文学现象的研究与评判;其二,以反思黑格尔、解读莎士比亚等为核心,进行对域外思想资源的借鉴和汲取;其三,以韩非、龚自珍、黑格尔、卢梭、马克思等中外思想史人物和“五四”运动等历史文化事件为契机,切入对思想史、文化史的清理与重构。这三条支脉,既泾渭互分,也彼此合流,如王先生自述的那样,其晚年的研究旨趣,“已从文艺方面转向思想史和文化研究方面”。对王先生的这一学术转向,学术界其实并不感到讶异,因为早在80年代初,王元化就在其《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中倡议古代文论研究应注重“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这一提倡,不仅显示出国门初开后学术界对既往单一研究观念的反拨,还在真正意义上启动了当代人文社会学界的方法论自觉。对照上文对王先生学术领域的界分,我们易于发现他的这一方法论倡导和学术践行之间浑然交融的的应合。
《文心雕龙》研究,称得上是王元化先生学术生长的核心基点。印行五万余册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后增订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不仅给静寂十年的文学界以新声的启迪、震聋发聩的影响,并在方法上开启综合研究之先河,而且其理论旨归也对后继的国学研究具有示范意义。当学术界感叹于“文心八说惊天下”之际,人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再认识、再发现,更重要的,是这种系统的、深入的发现如何实际地补益于当代文论的建设。20世纪末的学术界醉心于探求“古代文论”何以实现“现代转换”,对于这场至今仍在持续的讨论,《文心雕龙创作论》在视点上的超越、方法论上的融通应该是极具针对性启示色彩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理,学术研究总会有其时代的印迹;但如果放宽眼量,在有限中寻求无限,从历史的存留中发掘出跨越时空的思想资源,并形成与当下的理论对接,就会显示学术探寻的格外意义。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及其他融通性研究之启示价值,仍然有待于今日之学界去进一步认识和理解。
四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中,对时世的“入”与“出”,往往成为标示知识分子价值姿态与思想立场的一个尺度。入世与出世的互相消解,推动着思想史的不断前行。这本画传,让读者体会到传主在80年漫漫人生旅途中所受的各种拷问与煎熬;因此,读者在尽情领略传主学术风采的同时,也能够如临其境地感受到传主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对于生命、学术和社会的悟思。
对于中国社会,王元化从未停止过关注,尽管这一关注总是以文化人特有的方式来进行的。当你翻开画传,会油然而生这样一种感端:传主所走过的路,是一代进步知识分子人生追求的缩影。向往革命和新鲜事物、白色恐怖中的斗争、反右扩大化的牺牲品、黑暗中期待光明,以及新时期思想的释放与爆发,如果可能,还要加上90年代对个体生命过程和整个思想运动轨迹的深刻反思,这大体能描述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总体的描述不能刻划历史转型过程中个人反应的多样性。屈服退让还是昂首挺立,对于今人而言似乎已意义不大,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里,它却根本性地表明一个学人的心理和人格状况。对于王元化来说,除了坚持人格上的挺立,还要坚持学术上的追求,这在一个极不正常的历史时期是难以想象的。按照我的理解,“现实关注”这一传统价值观被王元化作了如下的不同处理:首先,关注学术的发展,化学问为生命,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自弃,做到“为学不做媚时语”;其次,追求思想的真实,摒弃思想界的暧昧与误解,不断清理自己的反思和启蒙立场;再次,面对黑暗和蒙昧,以笔为枪,向非民主、非人道的一切恶势力宣战;最后,在可能的情况下,发扬学术及专业特长,投身教育、宣传和管理的实践。不论哪种形式的关注,都不可缺少一份执着的理论勇气和自觉的奉献精神。1988年,王元化在《答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问》中这样说道:“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好的一面,是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有一种对人生的忧患意识,它成为探索知识奥秘的一种动力,使我感到一种精神的升华。”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探视到走过风风雨雨的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心影。
五
“向着真实”是王元化早期一本论文集的名字,也可以说是其平生中最重要的生活原则和主导思想。“真实”具有二重性,有现实的真实,也有可能的真实;有客观的真实,也有主观的真实,即如王国维谈其“境界”时讲到的两种情况──景真或情真。在王元化的心目中,客观之真实固然重要,但主观的努力向真却更为重要;为这一努力作底的,不仅仅是学术操作技巧的娴熟,更关键的是人们思想品格的伟岸与真实。“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序文中讲到的这句话常常为王元化所引述。而在这册画传的扉页,还赫然印着王元化的这样一段心灵自叙──
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传统。每逢危难关头,总会有人挺身而出,甘冒不韪,迎着压力和打击,去申张正义,去为真理而呼喊。这些“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肯降志辱身的人,堪称中国的脊梁。
如果了解王元化在50年代和“文革”时期两次因“胡风案”而遭隔离审查的惨痛经历,就不难体会到蕴藉于上面这段自叙中的情感。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还有什么比坚持独立的人格来得更重要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王元化身陷困境的岁月里,亲情、爱情和友情曾给他以无穷的精神支撑。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先生学通中西,当年执教清华讲席时,比陈寅恪还要早几年。1964年,思想风暴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而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写作也进入了高潮。正在此时,突如其来的眼疾令他不得不中断写作。就在他消沉之际,80多岁的老父每天帮他笔录口述,一共誊写了八大本书稿。1979年,面对含冤多年不能昭雪的儿子,母亲桂月华女士以93岁高龄亲自执笔写信向周扬申诉,据说此信促使周扬改变态度,同意为王元化平反。所以画传中述及王元化在父母去世时的孺慕之意,尤为令人唏嘘叹息。在王元化的人生道路上,妻子张可与其相濡以沫,默默地承担他精神上的苦痛,伴他走过无数孤独的日子。由于“文革”期间受迫害而落下的病根,张可在1979年突然中风,在医院里躺了七天七夜,后经抢救才脱离险境,王元化却因此而像小孩子一样急得嚎啕大哭。还有满涛、林淡秋、顾准、郭绍虞、韦卓民、熊十力……是这些师长和友人,在王元化身处逆境时给予了真情的关怀。画传以大量的笔墨叙写这些交往经历,把文化人心心相印的个人情感置于非常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加以铺陈,传主的精神个性、思想资源和交游阅历也由此生动地立于纸上。
六
1999年是元化先生八十华诞。这本画传的出版,不啻为一份弥足珍贵的贺礼。世纪末的人们对于既往100年间的风雨人事有着一份特别的兴致,不管是怀旧还是总结,历史的痕迹总是一次次引起人们追寻的兴致。近年来出版界兴起的“老照片热”、“传记热”、“回忆录热”显然抓住了这一契机。同一些搜奇求异的纪实作品不同的是,这本画传把历史的宏大语境化入传主的个人历程中,因此叙述文字平实中见深邃,图片资料则使昨日往事得以还原和再现。这种寓理性于感性、平静而不浮躁的叙述旨趣,恰与传主一贯的学术风格相契相合。所以,应该感谢这本画传的作者胡晓明先生。作为传主的入室弟子,熟谙传主的学术历程固已是一大优势,更为重要的是,画传还显示了立传人对传主思想深层底蕴的准确领会和表述。在文字数量的限定下,做到图文相映,并茂生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出版于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20世纪留给中国思想界的东西太多太多,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去回顾和总结。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20世纪又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如果以每20年一代计,那么这一世纪业已产生了四代学人。这本画传的传主,是兼跨于第一、二代学人之间的杰出者。对于前辈,王元化怀着“钻之弥深,仰之弥高”的敬崇,所以当有人以“北钱(钟书)南王(元化)”并称时,王元化断然作了澄清和更正。他是这样说的:“每个人对自己都应有恰当的评价。我是做出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但不能过分夸张。……人要有自知之明,要经常看到不足,但不要妄自菲薄;有点成绩,还要不断有所追求。”对于后学,他既在学问上处处以严相律,又在思想上时时表现出自己的理解与宽厚。而对自己,他则早已把生命化作道德文章的追求,以80高龄作为学术生长的新的起点。近年来,以“五四”为基点展开的对20世纪思想史的全面反思,已在王元化的精神生活中呈多向面展开。作为本世纪中国思想进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不仅以特有的思想姿态、学术追求和理论建树贡献于学术界,启迪着后继者,而且正怀着一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心,跨过世纪的门槛,不懈前行。
(《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胡晓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王元化画传》读后

lifengliang2007
无大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