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文

白话文、简化字白化了文化，简化了思想

作者：中华图腾

    废除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是偶像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新中国的政治家们对汉字拉丁化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特别是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成立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这句话本身便成为了汉字拉丁化至高无上的理论依据。在詹鄞鑫《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提到：《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最早的“拉丁化”提倡者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钱玄同（北京大学和北师范大学教授）。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左翼作家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页。）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页。）苏联对于这种倾向曾经给予支持，西方汉学界著名语言学理论家几乎都一致地认为汉字是落后的语言文字，是残余的象形文字，而拼音文字才是科学的、先进的文字。西方的传教士也早已开始编创中文的拼音系统。从威妥玛式到耶鲁大学式，从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到台湾的注音字母第二式，从北洋政府的注音符号到中国大陆全面推行的汉语拼音，世界上出现了不下一百种汉语拼音系统。其中由中共元老林伯渠（前国家副主席）、吴玉章（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文字改革会主任）在海参崴（一九三一年）草创，瞿秋白（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制定，一九五六至五八年在国务院修改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影响最大。当时的意见是先用它来注音，帮助识字，一旦时机成熟废除汉字取而代之，在汉字未被取代之前，先实行汉字简化，并取消异体字，废除繁体字。当时并非没有直言异议之士，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一来，所有持异议者竟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劳教、劳改。（其中包括《昭雪汉字百年冤案》作者之一李涛先生。）
　　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历过两次大的文字改革：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强制推行秦地的文字，一举废掉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习用的六国文字，以西方的武力毁掉东方的文明；两千年以后，我们造出几千个新字，一举废掉了延用两千年的汉字，并用日语化的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有趣的是这两次都出于政治的动机。
　　经过**的极左冲击之后，国人已经渐渐冷静下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同音错字的问题无法解决。电脑利用拼音输入中文的实践更显示出拼音无法取代汉字的必然性,而且汉字的录入速度比英文更快。同时也到此为止，以拼音废汉字的想法差不多无疾而终。
    如今，最后一批学过繁体汉字的文化人都已届天命之年，如果不尽快恢复繁体字，再过不到五十年，除了专家，在中国就再也找不出能够颂读三坟五典、经史子集的人了（当然读古籍还需要懂文言文，那属于另一个问题)。熟谙繁体字的人正一点点沦为濒临灭绝的“物种”。此“物种”之危，绝不亚于熊猫。然而时至今日，却听不到些许抢救的呼吁。
    我们的下一代，面对先人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古籍，面对精神美食、千年佳酿，停杯投箸而不能食。诸子百家之文、唐宋八家之作，颂之口颊生香，饥读以当肉，寒读以当衣。然而汉字几千年的流风余韵，却被简化字阻隔，戛然而止。汉字之繁简，一字之差，天差地远，后生们面对千百年的湖山人物、翰墨文章，只有望其兴叹了。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薪火传承面临着中断的危险。是不可忧，孰可忧? 父辈还在使用的繁体字，到了下一代，却变成了“古文字”，年轻人读之如读冥文。
    当然谁都愿意简单，古人把简化用在简化语言上，也就是所说的文言。再就是在于加字上，多出一个字就能简少很多话。如繁体字里头“髮”与“發”财根本不是一个字。人们看一个字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而今天我们只能看了旁边的字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前些日子看到这样的一篇报道：一位语言学专家，在国内出过好些书，发表过好些文章。他的立论是：汉字中，从 “女”、从“母”的字多含贬义。他以“毒”字为例，说：“从‘母’，贬义”。而繁体汉字中的“毒”字下边不是个“母”，而是个“毋”。汉字简化后，把这两个部首合一，都写作“母”，因此造成了这样奇怪的“研究结果”。简化汉字恰恰把很多意思毫不相干，而仅仅读音类似的几个字，用一个笔画较少的字来顶替，人为地造成"别字"的使用。比如，"只有"的"只"和"一隻" 的"隻"；後来"的"後"与"皇后"的"后"；"干戈"的"干"与"才幹"的"幹"；日曆的“曆”与日有关，而歷史的“歷”与步有关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肇端于五四的反礼教、反封建的口号从意识形态上造成了现代人与文化传统的隔膜，而现代汉语白话文与简化汉字才切实地隔断了中国文化的承传。经过这两个运动，汉语文言文与繁体汉字就由文化的主要载体退化为文化的特殊现象。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它们不啻于外语、外文，不经翻译，不经注释，没有师友的指导，民国以前——并非远古——的书籍与文字就不能被流畅地解读。经过这两个运动，中国文化才成了“传统文化”，“古代文化”，成了已经死去的东西。
　　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并根据汉字结构编创了越南字“字喃”。本世纪初越南接受法国殖民者创制拼音文字，废除了方块字。目前确有越南学者发出悔恨的浩叹，越南人非经训练根本无法接近自己的历史文献。
    中韩关系近年来急速进展，韩国出现汉语热。一些韩国学者呼吁希望继续延续在韩国国民教育中已日渐式微的汉字基础教学，号召年轻人学习繁体字中文，认为汉学的精华在繁体字里面。
　　汉字的简化和白话文的日语化（我们本来不是没有白话文，《金瓶梅》、《红楼梦》全是用白话写成的），如同两把快刀，再一次割断了文化的发展。今天大陆人中，认识未简化的汉字，能读中文书的人，凤毛麟角。凡民国以前的文章，一概成了古董、绝学。文化要继承、发展；政治要借鉴、改革。但是，继承了，才能发展；借鉴了，才能改革。否则，一切从头做起，摸着石头过河，不栽跟头才奇怪呢？
    如果这些还不能说明，请大家看看我的另一篇博文《不要让断章取义的教育方式毁了我们的后代》里面的第二次简化字方案就知道了，你可能觉得第二次简化方案太可笑了，但如果这次简化方案如果不废止我们今天在用，我们也会觉得很正常，也会有很多人反对恢复繁体字。但那时对我们文化的危害将更加的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