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道堂及其文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文集》编审暨《承前启后 期盼光明》
瓦尔滋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敏彦文
各位前辈,各位阿訇,众多思悌:
今天是一个吉庆的日子,我能够和我们临潭西大寺的众多思悌以及来自兰州、合作的雅热儿们欢聚一堂,共同座谈《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文集》的有关编辑事宜和哈吉•敏生光教长三十年前宣讲的瓦尔滋《承前启后 期盼光明》的重要意义,实在是我的荣幸。哈吉老人家这个瓦尔滋对时代发展方向的预见性及带给我们西道堂广大教众的启示和精神鼓舞作用,马忠维老师和其他几位老者、学人都谈的很充分,我就不赘述了。我想就《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编辑出版之事,简要谈五点认识,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文集》是西道堂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下面几点认识:
(一)《古兰经》、《圣训》和刘智思想是《文集》形成的第一源泉,也是根本性源泉。没有伊斯兰教门,没有《古兰经》和《圣训》,就没有西道堂。伊斯兰教门、《古兰经》和《圣训》是西道堂的灵魂,离开了她们,西道堂就只是一具空壳,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刘智思想是西道堂在中国大地上找到的能够和中国传统文化与主流社会沟通的绿色桥梁,没有它,西道堂就不可能成其为西道堂,就不可能被称为中国伊斯兰教汉学派。西道堂通过对刘智思想的阐扬,获得了伊斯兰教在中国汉儒文化、汉佛文化、道教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穿行的一叶帆船,从而也找到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安身立命的一方岛屿。可以说,刘智思想是道祖马启西先贤为传扬伊斯兰教门、引领教众在以汉儒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中国社会中安身立命、谋求两世吉庆和幸福所秉持的一把钥匙,他老人家及其后历代教长以及西道堂集体正是通过这把钥匙,艰难而睿智地打开了通往未来光明之路的大门,从而造就了西道堂,打造了西道堂文化和西道堂精神,也为我们今天编辑出版这本《文集》种下了金色的种子。也就是说,没有伊斯兰教门,没有《古兰经》和《圣训》,没有刘智思想,编辑出版这本《文集》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就好象没有父母的精血,孩子的出生是不可能的一样。
(二)西道堂历代教长的智慧和他们对伊斯兰教门的绝对忠诚,以及他们对西道堂实体的卓越贡献,是《文集》形成的第二源泉。道堂自清末创建以来,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百年来,马启西、丁全功、马明仁、敏志道和敏生光等五位教长带领西道堂广大信众,披荆斩棘、励精图治,坚守信仰,与时俱进,虽经无数波折和灾难,却始终挫而不馁,始终不改对教门的绝对忠诚和引领大家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决心。他们在传述教门和力行功干的同时,以非凡的智慧和能力引领大家发展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项有利于教门和民族的事业,走出了一条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实社会有机结合,不断相适应、相协调的非比寻常的道路,产生了大量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也创造了一批独特而醒目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为我们今天形成这个《文集》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人本源泉。
(三)西道堂各业实体及其功能的充分发挥,是《文集》形成的第三源泉。西道堂在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有效实践了穆圣所创立的“乌玛”制度,在西北边陲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回族穆斯林特征的“伊斯兰公社”,把堂内堂外教民紧紧团结在“公社”旗下,发展教门、经济、教育和文化,从组织(实体)上为广大教众提供了一个和谐、团结、互助与谋求进步的既封闭又开放的“穆斯林大家庭”——一个融经济与宗教生活为一体的小社会。这个组织(实体)直到上世纪50年在国家政策强力干预解散之前,还有效地发挥着它特殊的作用。
西道堂所践履的“乌玛”制度,其实体主要有商业、林业、农业、牧业、副业、教育等几大块。
商业方面,至1913年,已拥有白银一百万两。1914年,道祖启西先贤殉难后,财产被马安良抢掠殆尽。此后,马明仁先贤和敏志道先贤在恢复“天兴隆”总号和“天兴泰”、“天兴亨”支号的同时,先后在临潭及岷县、兰州、四川甘孜、阿坝、松潘、青海果洛、同德等地开设商号十座,到1949年解放前夕,共拥有独资经营的坐商字号二十处,分布在天津、北京、张家口、四川康定等处,流动资金估计白银200万两左右。另有行商驮牛商队二十帮,骆驼商队六十峰(约三帮)。
林业牧业方面,到解放前,有林场十三处,总面积约数万公顷,价值约达数十亿(人民币);有牧场三处,其中最大的麦吾牧场有牛一千多头,羊二千多只,马一百多匹。
农副业方面,有乡(农)庄十三处,共有农业人口700多人,耕地771.82石(每石约十亩左右);有水磨十二盘,油坊六座、砖瓦厂二处,粉房、醋坊各一处。
西道堂在创建和发展经济实体的同时,还着眼于教育实体的创办。最初,道祖启西先贤设帐讲学,就是西道堂教育实体的雏形。后来,马明仁先贤、敏生光哈吉秉承道祖遗风,大力兴办新式学校,先后兴办了启西小学、启西女小、卓洛小学、启西中学、红新月幼儿园等多所学校,为临潭地区和西道堂自己培养了许多人才,在西北穆斯林教育史上有着特别的地位。
这些实体对西道堂的发展起到了强力支撑的巨大作用,其功能的充分发挥,为《文集》的形成提供了人性化的实体源泉。
(四)西道堂广大教众及其“爱国爱教,团结协作,富于创新,勇于奉献”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精神与品格,是《文集》形成的第四源泉。西道堂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不仅产生了著名的宗教领袖、阿訇、商业经营人才和知识分子,而且也锻造了一群有着特别品格的教众。一百多年来,西道堂人在“信主独一”思想的指导下,积极投身各项事业建设,从教主(长)到一般教民,都无私地为教内经济等各项事业慷慨贡献自己的力量,如先贤马启西、丁全功、马明仁、敏志道等,曾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捐献给道堂集体,又如教民敏海峰、敏五九、敏五乙儿等五十多户将全部家产捐献给道堂公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教民丁重明向道堂捐献白银一万两,开设了“天兴隆”商号,翌年,又捐献白银一千两,开设了“天兴亨”商号。西道堂人这种爱教爱集体,乐于奉献的精神,在玉成西道堂的同时也玉成了西道堂人,尽管多次遭受毁灭性的灾难,但这种精神始终不变。
牟钟鉴先生在《可敬可爱的西道堂人和西道堂精神》一文中说:“西道堂诞生与成长的过程是与艰难困苦相伴随的。或许是由于它从民间兴起,没有政治靠山,其教义又特别富于创新精神,因而为权贵及守旧势力所不容,它经历的苦难就特别繁多而深重。西道堂是那么的平和理性、与人为善,却不断遭受外部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每次都具有毁灭性,西道堂只能在打击的间歇中发展,这就使西道堂人特别能吃苦,有忍耐,在宗教精神的支持下,锤炼心志,顽强奋斗,坚定不移地向光明之途迈进。马启西先贤早有预料,说‘道高而谤至,名成而毁随,不如此不足以判邪正也’,他把苦难看成安拉对修道者的磨炼与考验,故谓:‘经一番挫折,放一番光明’,这就是北宋大儒张载所说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道理。1914年西北军阀马安良派兵捕杀马启西等25人,捣毁西道堂。1917年第二任教长等5人在台子街惨案中殉难。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有诗联称颂马启西,曰:‘立教化民,为天下法;以身殉道,作百世师’。建国以后,西道堂本应得到正常的生存和发展,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酷形势下,西道堂又被打成冤案,‘文化大革命’中更陷于灭顶之灾。临潭清真西大寺在历史上凡三毁四建,正是西道堂苦难历史和屡挫屡兴的集中体现。西道堂人在度过灾难之后,又爬起来,继续前进。更令人敬佩的是西道堂在艰苦之时沉毅从容,从平反之后,不念前怨,不陷于人们在当今世界上看到的那样冤冤相报,计较得失,而是以伟大的宗教宽容精神,结束以往,开辟未来,以德报怨,广结善缘。敏生光教长在艰难的70年代初,为了生计而进山采药,其《叠山采药》诗云:‘缺粮断炊何为计?跋山涉水采药去;荷锄采掘戴月归,安拉慈恩险化夷。’他心中有着安拉,故能用平静的心态面对逆境,用积极的行动克服困难,不仅想着采药有‘助贫寒’,还惦记着‘医脱疲癃济世危’,有益于社会,这种境界是常人所不及的。敏教长在‘文化大革命’及平反之后,经常教育西道堂人,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在补偿上斤斤计较,要抓住当前难得的机遇,多做利国益民的好事。他常说,过去西道堂人为争得信教自由,曾付出血的代价,而今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法律保障,应该看到现在是百余年来最好的时期,我们要珍惜国泰民安的大好时光,努力为社会多奉献。”
牟钟鉴先生所述写的这一番话,有情而公道地总结了西道堂人的精神和品格。的确,从教长、阿訇到一般教众,从商业经营者、农民到知识分子,每一个西道堂人都是西道堂精神的创造者、实践者、发展者和传承者。正因为有这样一群可敬可爱的人,正因为有这种特别的精神和品格的激励和支撑,西道堂和西道堂人才迎来了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现实,才有了我们这本《文集》的编辑出版。这种精神和品格,是成就《文集》的又一个重要源泉。
总之,《文集》是所有西道堂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百余年来每个西道堂人参与和奉献的结果。
二、《文集》是对西道堂文化和精神的一次集大成式的总结
《文集》吸收了西道堂自创建至今一百余年间所产生的所有具有代表性且可以公诸于世的文章。《文集》内容涉及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项学科领域,文章内容涉及西道堂宗教思想、教育文化、组织结构、经济生活、群体认同、族际关系及历史和现实实践等方方面面,是对西道堂文化和精神的一次集大成式的总结,从前没有过,今后再做,恐怕也不会太出其右。
三、开明的时代和开放繁荣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文集》形成的现实基础
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好政策,使西道堂及其文化获得了新生,也迎来了西道堂研究的春天,西道堂研究变得空前繁荣和火热。另外,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论述,使《文集》的编辑出版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同时,“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提升国家文化软势力”。《文集》的编辑出版,属于“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等范畴,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势力”一系列措施中的一个部分。可以说,在这样一个阳光而大有希望大有可为的时代背景下编辑出版《文集》,是一项可喜可贺的文化建设和促进工程,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符合现实要求。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今天这样一个开明的时代和开放繁荣的社会文化环境,《文集》的编辑出版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
四、国内回族伊斯兰教学术界和其他有关方面持续不断的关注、访问和研究,是《文集》形成的文本基础
由于西道堂在中国伊斯兰教流派中具有的独特性,使得她从诞生之初就受到方方面面不同方式的关注,有同情者,有支持者,有反对者,有欲吞并者,更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解西道堂、同情西道堂,进而宣传西道堂、支持西道堂的人不断多了起来,尤其是中国知识界旗帜鲜明的支持使西道堂逐渐为中国伊斯兰教界乃至中国学界所熟知和关注,以致在上世纪90年代,一批批国内顶尖级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专家学者对西道堂数次访问研究,使得西道堂研究一时间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热点,由此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推动了西道堂研究的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清末进士尹世彩约在1920年所写的《马启西先生传》算起,到2007年底,学界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历史学、哲学和建筑学等多学科角度对西道堂进行研究所形成的文字已超过了二百万字,所发表的文章也有数百篇之多。正是这些研究成果的存在,才使我们今天编辑出版这个《文集》有了足够多的好文章可以选编,使《文集》的形成有了比较坚实的文本基础。
五、《文集》的编辑出版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真正迈入中华传统文化大体系的殿堂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们回族穆斯林在中国大地上已经生存了700多年。700多年来,为了在中国这片神奇而多灾多难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了在汉儒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正大光明的传承伊斯兰教门,为了种群的生存和发展,回族人民理智的选择了汉语作为全民族的通用语言——即母语,也勇敢地把汉语作为传播教门的主要语言工具。同时,用汉语翻译了大量阿语、波斯语的伊斯兰经典,用儒家经典用语诠释伊斯兰典籍,传播教门。700多年来,回族人民用智慧创造和书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族伊斯兰文化,为中华文化大家庭增光添彩。事实证明,回族伊斯兰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任谁也抹杀不掉。然而,翻开各类版本的中国文化史(包括哲学史、文学史),我们却看不到回族伊斯兰文化的踪影,似乎回族伊斯兰文化不是存在于中国大地,而是存在于中国之外的什么地方;似乎回族不是中国56个民族中的一员,而是中国大地上的一群游客,旅游罢了随时要走一样。如果说伊斯兰文化是外来文化而不能视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被列入中国文化大系的话,那佛教文化不也是外来文化吗?为什么却在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化史(包括哲学史、文学史、论理学史)中大列特列不厌其烦地加以述说呢?这种显象值得我们深思。这之中一定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但我相信这种原因不是主要的。
祖国是中国,母语是汉语,文化却不能进入祖国文化大体系之中,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也许马启西先贤当年选择走“汉学派”道路,发愿“介廉种籽,官川开花,我要结果”,其疼痛之处正在这里。也许用汉语传播伊斯兰教,使回族伊斯兰文化挤身中华传统文化之林,使回族从文化上真正成为中国土著民族,正是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之一,也是他老人家看到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出路。只是由于历史的和命运的原因,他老人家没来得及强力践履而已。今天看来,启西先贤所看到的这条路,尽管前途十分光明,但走起来却十分曲折,阻挠重重,一时无法畅行。正因如此,我没有奢望被历史遮掩了的启西先贤的夙愿能在我们这一代或后一两代得以实现,也没有奢望通过数百篇文章或一两部书,把回族伊斯兰文化送入中华传统文化大系的殿堂中去,我只是希望我们所进行的努力能够对目标的最终实现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今天编审这本《文集》,我们大家也许对它出版后的作用没有寄多大的希望,但我希望《文集》的编辑出版能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真正迈入中华传统文化大体系的殿堂起到添块砖加片瓦的作用,诚能如此,也就足矣!
2008年2月9日发言于临潭西大寺
2008年5月21日修订于合作松斋
来源http://blog.cat898.com/boke.asp?zggsmyw.showtopic.164237.html



西道堂及其文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达五开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