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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讨】试着学会管理媒体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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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担心我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一点真是多虑了。如我在前面所说，我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兼共产主义者，是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员。我拥护党的领导，但我希望党能够改善领导，把国家建设得更好，经济更繁荣，政治更文明，社会更发达，英特纳雄耐尔早一点实现。这一切，也是我开设中国民主论坛的终极目标：民主政治是通向文明政治的重要渠道，事关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中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我还要补充和重复一句：我对中国政治的评论，抱定的是建设性原则，在这一点上，和那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和媒体有本质不同，我的批评，源出于爱，而他们的批评，源出于恨！这就像一家人之间可能吵吵嚷嚷发生争执，但绝不会以败家为目的；只要有人敢动家之利益，家庭成员一定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这么一说，好像和本文要重点探讨的主题扯远了——不，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这还得从给我扣上“老师”帽子的评论者说起：他或她担心我被谁人利用呢？“藏独”分子！而一提到这个，就立即牵涉到另一个热点，那就是有关媒体的话题。说实在的，我一直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真正客观公正的媒体，既然是个传声筒、是表达意见的工具，那就必定有其特定的立场，这就是所谓媒体的党性。比如说，西方媒体可能骂总统，但不会骂上帝；甚至可能会骂上帝，但是只要危及国家荣誉和利益，那也未必能骂得出口——那些寄望于公理和良心及至职业良知的想法，和唐僧跟想吃他的妖精宣讲佛理并希望通过好言相劝来度化对方以脱灾减难一般，大概话还没有说完，就要葬身妖腹了——妖精只想长生不老，绝不愿意成佛入圣。
在国外的留学生们传出消息说，尽管他们努力为保卫圣火而战，可是当地媒体拍了自己也采访了自己，就是不让自己的声音传出来。这个我倒可以理解：难道你真的希望他们就像在《甘地传》里演的那样，把甘地反抗他们的殖民统治的信息向全世界散布，以谴责他们的政府吗？不过是场戏，不能当真的！当年的殖民政权害怕的，也并不是这些真真假假的传声筒，而是全印度人民同时“不合作”了，那样的话，所有工厂倒闭、整个印度都要建成监狱，殖民统治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但是，西方媒体却在世界范围博得了比较不错的名声，这又是为什么呢？毕竟现代媒体这玩艺发端于西方，人家是创制游戏的人，掌握着制定规则的本源级权力，再加上玩这么多年了，相比之下我们也只能算是生手。为什么人家在表达着己方利益的同时，还能让众人觉得公正在手？我看更多的还是一个技巧问题。比方说，即使是不利于他们的声音，也让传出来个一星半点，起到个装装样子做做姿态的作用，也就起到了瞒天过海欺骗世人的作用了。
而西方国家对媒体的管理，也是技巧性很强的。在这方面，我想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来作简要分析。如果说西方媒体管理已进入市场经济的话，我们的媒体管理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水平——但是你如果想说，西方媒体是不存在管理的，是自由媒体市场，那就不免又“唐僧”了。别忘记，在共产主义没有实现的时候，孙猴子的金箍棒还是相当管用的，只是用法不同罢了。说到这儿，再扯一句题外话：有些人想用权力的正义性，来做衡量国家利益的秤，并且据此认定西方世界只反我党而不反我人民，听起来言之凿凿，其实混帐透顶：就算ＵＳＡ国内现在出了个希特勒，也门共和国的军队也开不到美洲大陆去——这事情，也轮不上也门人操心。
言归正传。西方的市场经济式管理媒体，值得我们借鉴。不直接参与和管理的外在形式，容易给人造成有所谓“无国界媒体”的假象。而内在的宏观调控，则将管理行为隐于无形，有时候甚至比直接管理更有效率、更容易促进媒体发育的成熟，进而掌握更多为我言而不为人所知的技巧。当然，这种宏观管理的技巧，我们在经济领域已经多加采用了，稍作改进，就不难应用于媒体管理。这一点很有必要，当年我们不敢搞市场经济，怕资本主义的苗，可是放开已后呢？天也没塌下来。不要太过胆小！
当然，我持的观点绝非有些人所说的开放报禁。首先，我们并没有什么“报禁”可供开放的，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符合法度的出版还是自由的。只是这个管理体制，给大家造成了“管制”的不良印象。而我说的适度放开，是指用调控手段来管理，而不是管制。从当前来看，适度放开可以增强我媒体的公信力，与西方媒体对抗，争夺舆论市场；从长远来看，适度放开本身可以促进一定范围的自由监督，进而可以促进人民民主的完善，使国家管理更有序，权力运行更有效率。（转自临石“中国民主论坛”，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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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时间为 2008-06-19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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