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文

雾都墓地怵目惊，巴山尤闻屈鬼声。四十年前幻影在，谁解闹剧赤子哼

这片墓园里 埋葬着共和国历史惨烈的一页

血雨腥风应有涯，鲁迅先生早就看透了中国千古不变体制的本质，吃人的社会。然而，最悲哀的不是在此体制下死亡的亿万冤魂，而是活在这体制之下亿万麻木的灵魂。看着年年桃花3月，一群高智商的人在议论着中国，看着一群高智商的人在举手表决着的闹剧，更增加了中国悲哀的氛围，似乎这种千古不变的悲哀在延续着、日益浓烈起来。鲁迅先生当年还可以办杂志呼号，今天没有鲁迅、没有呼号、只有洋洋自得的权利者的道德教诲和洋洋洒洒的千万篇“哥德”；和对乌托邦的幻想的宗教似的指引......

    4月初，我们在重庆开完一个10多人的工作座谈会。会议结束后,东道主安排代表们去广安参观小平故里等景点。因为不想重复去一个地方，我和厦门一哥们去了位于重庆沙坪公园的文革墓区，也有人称作“红卫兵墓”。

    当我听说这地方时，就想到这里来走走看看，因为我是从那个年代走来的。文革开始时我不算亲历者只是见证人，因为那时我才8岁左右。文革后期我既是见证人又是亲历者。文革期间打倒“走资派”、“武斗”我都亲眼目睹；造反派在我家挖地三尺抄家、上山下乡我是亲历者。我见过造反派把“走资派”用铁丝捆绑手腕吊着毒打；我见过我的“走资派”父亲被造反派戴着高帽子，并被竹扫帚压着，强迫弯腰游大街；我看到我的邻居一造反派小头目被另一派打得喝大粪（地方土药方：被打得很厉害的人，只有喝大粪才能好得利索）……

    我们走进文革墓地时候，正好是阴天。墓地的残破荒芜与阴霾的天气给造访者营造出一种悲凉氛围。

    举目望去，残破墓园，黄花点点，芳草萋萋，歪斜的老枝已经吐出新芽，这更衬托出墓碑高耸、字迹斑驳的苍凉。当我站在国内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前，我脑海里再一次浮现出那火红年代的文字标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

     这片墓园里，埋葬着共和国历史惨烈的一页。

     文革”墓群位于沙坪公园不显眼的角落，一个小山包上排列着113余座坟墓，掩埋了400余名死难者。造墓立碑时间从1967年6月开始，到1969年1月结束。埋葬的死者基本上属于“文革”期间重庆“815造反派”的成员，他们都是在“文革”武斗的丧生者，也不乏个别无辜受害者及数名在两派武斗中伤命的解放军烈士，。

     从各种已公开史料可知：自“文革”开始后，重庆就陷入空前动乱中，1966年12月4日，发生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市体育场内外的数万人大规模流血冲突，成为重庆的首次大规模武斗。到1967年，重庆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815”派和“反到底”派。

     1967年年7月7日，重庆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近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后来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 枪、轻机枪、重机枪和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和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据史料不完全记载： 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 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同日，武斗队又将坦克开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8 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 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100人。有参加过重庆武斗的人撰写回忆录称：“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

     据官方资料显示，从1967年夏到1968年夏，分别属于两派的重庆造反派组织共发生武斗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艇等军械兵器24次，各种原因死亡645人。死者中年龄最大的为60岁，最小的仅为14岁，其中部分为女性。重庆武斗最后在政府和军方的压力下停止，两派头目随后都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墓园里我们碰到一位当年“反到底”的“老战士”，他踌躇在墓园。当不了解这段历史的重庆同事告诉我墓地里造反派双方死者都有时，老战士纠正：“这片墓地是‘815派’的，当时‘815派’是军队和政府支持的，他们有钱，所以修了墓地。‘反到底派’没有资金来源，死了的人就黄土一堆。”

     当我问“老战士”为何来对方墓地时，他开始语塞，停顿片刻。“我们这也是在反思这段历史，”他感慨万分：“那时，我们都是为了忠于毛泽东，捍卫毛泽东思想，但我们都没有落得好下场”。

     走出墓园时，见到我们刚入墓园时的一帮人仍在讨论。一老师模样、近40左右的男子带着一帮学生，他们在讨论为什么会有武斗？为什么当年的学生会那样狂热？我听到有个女生发言：“那个时代的学生太幼稚了！” 旁边的老师听了这个回答，也一脸的茫然。这种回答让我忍俊不禁。那个时代的学生绝对不会比提出问题的老师和回答问题的女孩幼稚。或者说用“幼稚”是不能解释那个时代的狂热。在那个时代，不要说是年轻的学生会这样，就是身居国家要职的官员、大名鼎鼎的学者也不能幸免。要知道，那是我们这个国家意识形态最浑浊、混乱的时代。

     有位当年的参与者这样反思：“死者给生者无限的痛，生者应牢记这痛的根源。不要憎恨历史的个体，因为历史是我们共同在书写。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民族的觉醒来得那样痛苦和曲折。难道只能是那样的觉醒，难道只能是那样的曲折？思想的反思正是民族希望的孕育。我们缺少的正是一种反思精神。”

     今天，对“文革”、“文革武斗”的历史，我们仍讳莫如深。这倒让我感到一种真正的悲哀。有一名受过“文革”迫害的重庆老人说：“里面所有墓碑都是‘文革’的耻辱柱，一看见它们，想起它们，我的心就会痛起来。”我们虽然心痛，但我们仍要正视！不能让这历史荒诞的一幕在未来的时空重新上演！

    我们庆幸这座“文革”墓群被意外地保存下来，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这已经成为“文革”的纪念碑，它所沉淀的历史内容远远超过公墓本身。正如知青出身的著名作家邓贤所说的：“随着岁月流逝，这座全国唯一完整的‘文革’公墓的意义还将继续显现，它终将超越时代和民族，成为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之一，虽然这种财富是沉重和触目惊心的，但将令世人警醒。”

     我很赞成哥们陈永鹏的看法：“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座‘文革博物馆’……重庆的文革墓群就是一座形象的最有视觉冲击力的‘文革博物馆’”

     我希望看到:在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这座“红卫兵墓”一样能被我们重视。歌乐山烈士陵园能让我们感受到今天幸福生活的不易，“红卫兵墓”能让我们去反思、警醒：我们不能重蹈文革覆辙，毁掉幸福生活。( 相关资料来源：《南风窗》杂志 2006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