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文

    所谓几千年煌煌文明的中国历史，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历史----就是一个政治集权下的专制史。

    这种权力体制，不但严重伤害每一个国民的个体利益，也销蚀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体系的正常运转能力和未来的前途。由专制强权和愚民教化捆绑的稳定结构，在没有外力威胁的情况下，内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之能量蓄积到一定地步，也足以使得专制帝国大厦土崩瓦解---这种情形一旦发生，受害最惨重的依然是普通民众。沉痛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马嘎尔尼们来到这片土地之前，中华帝国在傲慢的自慰中洋洋得意，目中无人。长期自给自足的落后农耕文明，使这个帝国几乎独立于世界之外；对内施加专制淫威，对外骄傲自负，不平等地对待国外的商业、贸易伙伴，最终导致了外力入侵，被迫打开国门，丧权辱国---人家也以不平等来对待你。深刻体味马嘎尔尼们当初的遭遇，就可以明白引发百年大耻的某种内部因由。

    大清帝国从趾高气扬到垂头丧气、从不可一世到低三下四，不但极大地伤害了这个民族的利益和感情，还证明了：传统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这个新世界的发展要求。

    世界的利益在重新整合。世界，永远是强国的天下----弱肉永远被强者所食。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如果想立足于世界，必须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从历史教训、从现实格局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逃避历史、回避现实的方式是自取灭亡。

    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失败于自己的实力不足，“世界巨人”毛泽东仍无法冲破传统的权利体制。。。这是中国的悲哀、民族的不幸。

    今天，我们身着本质上陈旧的政治体制马甲，来到了更加复杂的现代世界利益之决斗场，进入了全球资本相互角逐、相互博弈的不二法门。

    我们做得怎么样？

    以我管见，30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与其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还不如说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深入，恰恰暴露了中国政治体制本身固有的弊病----发现不足，比沉迷于歌舞生平、对所谓“太平盛世”的歌功颂德，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更有意义，也更应当。

   从毛泽东后20年的1996年始，国家对“三农”征收（有些地方出现了横征暴敛的行径）各种税付----提留款、特产税、各种集资。。。不一而足，直到最近才在“三农”经济面临崩溃的恶境下紧急刹车。这种状况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政府对“三农”在整个国家中的理性地位，有着错误的认识与把握----等农业、农村、农民的承受力超限时，才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了----河北省的农民铸鼎，纪念政府打破千年历史免征农业税，是歌功颂德，也似乎是对曾经的不公平、不科学的政策的反讽。

    为什么多年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承受力超限几乎毫无感觉？只知道伸手要钱？对农民生活的艰辛置若罔闻？难道一部分富裕就是全部富裕？为什么会是一刀切的行政手法？

    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必然使得管制者头脑发胀、发热、发疯----在农村，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还会打着“国家政策”的幌子为自己振振有辞地辩护，以致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早日挂上“小康村”的牌子，虚报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并逼迫农民交纳高额款项（本人曾为此发表杂文）。。。90年代末期，《焦点访谈》披露甘肃有村民照明电费曾经达到3.8元/度、山东有办一个结婚登记证被索要1500元的恶性官府行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不科学、不合理的权力体制是国家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都市又如何呢？----绝对权力依然是畅通无阻。

    不必再罗列那些数不清的腐败案例，当然，那是政治国家无视公民社会存在、有恃无恐的鲜明例证。

    在都市的利益分配中，无疑同样是权力在握者和与权力过从甚密者永拔头筹。实体经济领域和虚拟经济板块（如股票、证券、期货市场）所有的暗箱操作、灰色地带交易、或明或暗随处可见的主观随意的垄断，都可作为注脚。

    在绝对权力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娱乐。。。乃至所有领域，都会表现出一种畸形的病态。

    最近，改革开放之初就来到中国的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指出：中国文化有一种神经衰弱的病痛；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来自严密并普遍延伸的限制，这严重伤害了人的个体利益；社会限制成为疾病和社会苦痛的根源。。。深为同感（ 我曾写了博文《政治体制影响国民性情》即有此指向）。

    绝对权力产生绝对利益，绝对利益导致人身依附关系（邓小平曾以此批评文革；如今不用再批文革了，眼下就是）。循此以往，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直接导致公民社会的购买力不足，消费无力。

    目前，在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我国的通胀压力与就业压力的潜在矛盾剧烈，根本疏解之策乃是魏杰先生所说的关键是转向内需型经济（摆脱大力依靠出口的模式），提高社会人群的劳动收入和资产性收入、基于被动的货币紧缩政策下民营企业加剧的艰难生存（劳动力成本增加），政府就应予以减税（主要是增值税负）、资本向外发展、企业提高科技竞争力。。。

    危机来临，才想到了公民社会的功能。

    根据陈志武教授的数据，中国的全部国民资产115万亿强，政府掌握了88万亿，是民间社会的几倍。但政府企业一尊独大某种程度上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在美圆一再贬值的情况下，出口受到极大的限制，而长期以来，由于固有的政治权力和财富资产结构，中国民间的经济力量大大弱于政府，从而形成长期的社会需求推力不足，内需型经济结构发育不良。

    现实的经济困境在提示人们：没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的存在，单单凭借一个独占熬头的政府企业板块，是无法根本摆脱经济危机的；而且，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也是不难想象的。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几百万个大大小小的民间组织基本上被政府牢牢地管制着，各种协会、工会、学会。。。等等，这些组织几乎成了政府的附庸和帮衬，丧失了独立性，致使公民社会难以得到培植；其实，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内，从对社会发展负责的角度，民间组织与政府是完全平等的行为主体，他们完全应当很好地合作治理国家，共同承担对这个民族的责任。

    放眼世界，看看那些成功的国家是怎样做的？事实证明，只有健全的公民社会的存在，政府权力在平时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而当危机来临之时，政府才不会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独自品尝孤独的苦酒（也不至于感性地去绑架公民）。

    30年来，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思想解放（马立诚说四次；其实没什么关系，大体一致）----从真理标准、姓社姓资到今天的公民社会的解放（俞可平、笑蜀）。

    这才真正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考验。因为前两次有政府主力的支持，这一次，似乎却是不同。能否为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着想，而不是仅仅维护、稳定自己的垄断地位，将考验政府的终极灵魂。

    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民族耐心地执著进取！

    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是我们子孙万代的活路！

    解放公民社会，打开中国命运之门！

    让我们坚韧地、一步一步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