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思潮】史镜高悬，他石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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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考泰西诸国之文明，莫不以民主为端倪，而其民主之所立，莫不以法治为基石，故民主与法制相辅而成，此亦深为吾党吾国政府所宗。欧罗巴之文明，以古希腊雅典为渊。古希国，世居巴尔干半岛之南，北连诸夷，东邻小亚细亚而南望埃及北非，据地中海之咽喉，扼贸易之要道，坐拥地理之便而掌控三洲之利，虽列分诸邦而国民殷实，非其农耕之盛，赖其通商之收也。
于是波斯帝王，集百万虎豹之师，不惜倾国辎粮之费而伐之，其利使然也。然希腊诸邦，乃能尽雅典之财智，起斯巴达之骁勇，相与如一，力却强敌者，非唯其经济之隆，亦盖其政治之明也。故大敌当前，民众聚议，群智成策，决胜千里；众志成城，城若金汤，兵粮盈集而选贤能统之。义师既成，会盟而誓，上顺天意，下合民情，慷慨蹈覆，终成马拉松之捷，威震周弱，使强邻不敢复望，此其民主法治之成也。
或曰：“吾中华之法制，源流远于希腊，传承贯于泰西，未竟民主之业而终养帝制之果，法制促民主之论，岂非笑谈？”曰：“希腊雅典之兴，以商贾利为本，商贾之利成于商品经济，其道贵买卖身份之平等，交易之公平，其纠讼赖仲裁之公正，其立法以私法为重，后世罗马及今欧美因袭之，乃成民主强邦大业。吾中华向之以农耕为社稷之基，历朝人君皆以重农抑商为治国要律。开国之初，民得其土而耕之，略显大同之象。然时殊境迁，耕田并收于皇族豪门，自耕小农或委身大户为奴或流命草泽为寇，于是天下复归于乱，遑遑中华空有五千年文明，不过治乱之更替往复，君权日炽而民权益衰，其可叹也欤！”
或又曰：“此论政，非法也。五千年之间，或有兴亡，于法如何？”曰：“吾中华既以农为天下之本，恶商贾之奸猾，惧兵器之不祥，故举民佼佼者，仕以同利，愚民之混混者，礼以怀化。于是天下之人，或农或仕，守地相亲，商人日敝而萎。庙堂以家庭之和稳固朝廷之安，故人君莫不讲礼以顺民，立刑以威民。礼法之间，取礼为先；诸法之间，取刑为重。由是，中华法制依附于官政礼教而存，而以公法为官家利器，外儒内法（刑法），私法渐靡，百姓役重言轻，固别于泰西诸国。”
前沙俄，列强资本薄弱之国，故生无产者革命立国之先例，苏共重工矿而轻民益，成于斯亦败于斯。然欧美之盛，皆重民益使然呼？谬矣，非唯此也，欧美列强，无不起于贸易掠夺之血腥，殖民体系奠其经济，科技革新充其器具，文艺复兴（包括启蒙运动）促民觉醒，宣武力积金银于外，立法制健民权于内。当其崛起得意之时而逢中华愚昧式微之日，故百年之内，成西人天下。
及至晚清，列强宰割，民怨四起。满帝差五大臣考宪政于欧美，欲效日本明治维新之故事。颁宪纲，组皇阁，举国哗然。后袁贼窃命，军阀逐利，民国政令不行，倭人事变，国几于亡。吾党奉马列之主义，救亡图强，政法一新，始肇共和之基。
邓公展百年之蓝图，举改革之大旗，今建国即满甲子，民储丰实，国力日强。然政府导民以思危之诫，子弟兵枕戈待旦以守边塞，资源日销，四邻常怀不轨使然也。此国之外患。吾党为天下民生之先，执华夏政交之枢，披肝沥胆，鞠躬尽瘁，“三知”而自省，修章以自律，倡人大制反分裂之绳法，时有酷吏饕餮民蓄、腐蚀公法，贼夫蠢蠢，妄裂金瓯使然也。此国之内忧。
环顾国际，细查国情，非行民主法制无以解中华之忧患。前有专制之国，行恐怖之法，使民生畏，传三世而亡；君主之国，行愚民之法，使民效忠，历十代而隳；共和之国，民自立法，虽万载而不朽。吾国民自秦皇以至满清，凡两千一百年，历受君主专制之害，劣根之顽，溃于近代而流毒至今。民之视公仆，或尤比之为人牧，由敬而畏，由畏而恶；公仆之于民众，或以公权为一己之具，或时以公权犯民之私，官本之弊，亟待根除。
今吾党执政兴国，以民之强盛为要务，充其钱帛之备、唤其民主之知。是以充其备，使民无后顾之忧；唤其知，使民有远虑之谋。政讼裁于律，有常法，有常法则国安泰；任免决于民，有恒信，有恒信则民主立。余以民主法制之畅行，在于培塑公民之精神。彼公民者，秉公益、弘正气，以别于市侩；遵法纪、守良俗，以别于淫狎；行民主、护人权，以别于臣仆。苟若此，则政律益善、仓廪益丰，交易市肆，成本益减；维护一统，民心益固而腐败滥权日消。
嗟夫！泱泱中华，举国十三亿国民，坐江河九州之沃土，惯春秋沧桑之风雨，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继以民主法制之完善。以史为镜，举共产之理想；他石攻玉，扬公民之精神。亿兆同心，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吾等欣逢此际，敢不团结奋起，戮力竭智以报国呼？伟哉吾党！伟哉吾国！伟哉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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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自《诗经·小雅·鹤鸣》，攻：琢磨。别的山上的石头，能够用来琢磨玉器。原比喻别国的贤才可为本国效力。后比喻能帮助自己改正缺点的人或意见。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为以中国传统文化即纲常名教为立国之根本，以西方科学技术和具体文化措施为强国之作用。1885年《万国公报》报第75卷发表的沈康彭《救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次年该报第84卷发表的吴之榛《上张香帅请设中西学堂书》中也写道：“请于大贤者，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冀开海内风气。昔汉家之治，王霸杂糅，今运会而遭，酌征中外，名虽变而实不易。舍是谋富强，戛戛乎其难之。”康有为在代拟关于改革科举制的奏折中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梁启超也说：“舍西学而言中学，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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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下午至29日凌晨，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台车辆被焚。
在贵州省瓮安县“6·28”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申贵荣均被免职。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召开的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指出，瓮安“6·28”突发事件，直接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对此，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石宗源表示，社会舆论要求及时了解事实真相，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7月2日下午第三次尸体解剖检验结果再次表明，李树芬确系溺水死亡。此前社会上有种种说法，主要是对李树芬死因的质疑，并由此引起一系列的不满。因此，要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形式把事实的真相迅速向社会公布。
石宗源在会上还表示，对群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解决的，要竭尽全力去解决；无法解决或者要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地劝导说服；对于确因政策失当、决策失误、侵犯群众利益的，要据实向群众承认错误，及时纠正，决不能回避矛盾、敷衍群众，从而使群众的不满情绪积淀并不断激化。
石宗源强调，要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对于干部队伍中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害群之马，一个也不能放过，必须坚决查处，并公之于众。
石宗源还强调，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否则，岂非咄咄怪事！（转自搜狐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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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一、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原因
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与此同时，在封建帝王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 此外，最新研究认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除了其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与评析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 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361730.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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