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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发展到后来，则完全成为一种权力与金钱的关系。在国家用人制度讲规则的时代，行贿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在诸侯争霸时代，也没有一个人不讲规则，行贿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国家统一后，秦王朝太短命，我们暂且不说。汉代，其进身方法是建功立业，李广、霍去病、卫青等等，都不是吃干饭的。三国时代，是一个激活人才的时代，绝没有行贿的市场。行贿到了大唐盛世之后，贵族们坐江山久了，开始腐败，行贿也就开始了。中国的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到了唐朝，很快就变质了，成为皇亲国戚们生财结党之道，未开考，状元、进士等等名单就已经内定了。坐江山享受太平了，人才对他们就不再想过去那样重要了。以前的农耕社会，只要统治人民，贵族阶层就可以享受奢糜。到了北宋，国家腐败，想升官的都得走蔡京的门子，“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送上钱就有官位，不给蔡京送银子，做官就没门。行贿在官场越来越盛行。什么时候安逸了，腐败了，国家的制度规则就只能是让位于权势，就只能是“制”平民“度”百姓、“规”金钱“则”多少了。权力越是稳固，行贿越是猖狂，腐败越是光荣，行贿之途就越是车水马龙，权力之门就越是天然的繁华市场。

然而，中国人行贿最是“繁荣昌盛”的时代，应当是从满清后期开始的。清代后期的腐败，可以说是到了中国腐败的极至之点。官场全部以行贿受贿的关系存在。京官对地方官，不见兔子不撒鹰，无贿不办事。不但无贿不办事，无贿甚至连门都进不了。中央与地方机构，同样要以行贿受贿的方式存在，不但行贿受贿，还索贿。李鸿章、袁世凯都是富人，无官不富，他们的财富通过行贿受贿滚滚而来。政府个重要机构，即所谓的“肥缺”，不通过行贿是根本进不去的，而一旦到手，便变本加厉，这些国家垄断行业掌握在大官僚手里，财源滚滚。他们为得到这样的肥缺不惜血本。官员有了权后，就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生财，满清贵族奢侈糜烂，大兴土木，只有从中揽上一个工程项目，就可以从此暴发，世代有余。无论京官还是地方官，关系都全部建立在权钱交易之上，任何事都要通过行贿，没有规则，只剩下权力与金钱。

中国国民党时期虽然短暂，但清末的官场腐败，却完全继承了下来，这是他们这个集团一触即溃的根源所在。因孟良崮战役渎职而上了国民党军事法庭的高层将领李天霞，罪不可赦，枪毙都不为过。可他在给国民党政要送上金条之后，就被无罪释放，真可谓行贿万能！通过历史，我们还可以发现，行贿盛行于每一个王朝的末期，特别是盛行于每一个王朝的末期。行贿猖狂之时，也正是这个王朝加速腐败和灭亡之时。从国家机体到下层各团体机构，到每一个细节，无不渗透这个贿字，它给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带来极大的危害和污染，而且这是一个无法剔除的毒瘤。

中国人的人才规则，一开始可以说是赛马式，在这样的时期，一个人要想进身，只有靠真才实学，没有别的途径，后来是门阀制度，即世袭，老子当官儿当官，靠的就是门第，这时行贿也无法盛行。科举制度的诞生，有了新的用人规则，行贿进身也不太可行。但集权的专制社会，漏洞百出，以权代法、以权代制，法律和制度就如同关猫的栅栏，看上去有，实际上形同虚设，没有任何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你要想当官发财，就不得不去行贿！行贿是一个大泥坑，把中国人陷在里面，永远都不能自拔，成为一个贿字的奴隶！而用人制度的非法治化，最终就会简化到权力核心，简化到一个人说了算数。这样一来，人人都要成为权力下的奴仆，一步一拜权，一步一烧香，不通过行贿，任何人都寸步难行，都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