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文

农民工为什么靠“内参”才能讨回公道

      小杨是我公司里的一个农民工，一天晚上他与朋友出去喝酒，在小饭馆里与别人打起来了，对方动了凶器，把他的肝脏捅坏了。当时有人打了报警电话，警察及时赶来，警车把小杨送进了医院。

      小杨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花了2万多元钱。这些钱是借的。小杨出院后身体虚弱，也不能上班，又欠着债，心里很着急。他天天去派出所找办案的警察，要警察尽快找伤人者赔偿。

      开始警察还应付应付小杨，但后来就干脆不理他了。警察告诉小杨，伤人者跑了，找不到了。

      据说把小杨捅伤的那个小伙子是当地一个老板的外甥，那个老板能量不小。许多工友都认为小杨想得到赔偿没有戏了，就认倒霉吧。

      小杨去找过法院，法院说你这不属于民事案件，还是要先找警方。

      可怜的小杨也不知如何是好，每天去派出所，在门外的墙根下蹲着，一蹲就是一天。

      一天，  我去工厂，听说了这件事，觉得不可思议。内脏都被捅坏了，居然没有人管，连医药费都没有人赔。我想大概警察工作太忙，一个农民工也不被看重，再加上小杨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蹲墙根也蹲不出压力来，案子就被耽搁了。我告诉工厂派一个管理人员陪小杨去派出所，一定要帮助小杨讨回公道。

      过了几天，工厂向我汇报，说工厂派人与小杨一道去了两次也不管用，办案的警察找了，派出所的领导也找了，都推说伤人者跑了，无法找到了。

      这时我觉得问题的性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了，不是他们忙得顾不上办案，而是不想办了。伤人者有名有姓有住址，事发当时就被警察带走做了笔录，怎么可以用一句“找不到人”就打发了呢？小杨并不要求把对方绳之以法，就是想要点经济补偿，连这点公道都讨不回来，这也太不公平了。

      我安排公司的法律干事出面帮助小杨去找派出所。

      法律干事先到医院要了小杨的医疗鉴定，医院鉴定是属于轻伤。根据刑法的有关条款和有关司法解释，致人轻伤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法律干事带着小杨去找派出所，向办案人员指出：这个案子你们不能不办，这不是一般的社会治安案件，而是刑事案件。当然，我的当事人并不是非要对方坐牢不可，但连经济赔偿都没有是绝对不行的。法律干事慷慨陈词，办案警察哈哈大笑：轻伤害罪，我知道，辖区里比这大的案子多了，还有杀人案没有破呢。应该的事情多了，不是都能做得过来的。

      法律干事又去找派出所领导，领导不耐烦听法律干事的法理和发条罗嗦，又推到办案警察这里了。

      法律干事垂头丧气地回来向我汇报，看来没有希望了。

      我不甘心。告诉法律干事再去一次。我说这些人都害怕上级，你就说如果不给解决就找上级告状，给他们施加压力。

      法律干事与小杨又去了派出所，先是恳求央求哀求，最后看实在求不动了，就说出了“威胁”的话：你们再不管我们就去上告了。派出所领导听说要上告，不仅不害怕，反而非常自信地说：告诉你，不要告错了地方，我们归军委管，你去到军委主席那里告好了。

      由于工厂是在海边，属于海防线，派出所是边防派出所，属于武警部队，所以派出所领导给法律干事指路，要他们到军委主席那里去告状。

      法律干事回来向我汇报后，我非常气愤。我说，看来非要上告不可了。尽管我对上告会不会有结果没有信心，但我还是决定要尽力帮助小杨。我告诉已经绝望的小杨，从现在起，这件事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我安排法律干事准备上告材料，让秘书查询上告上访都有哪些渠道。

      正在我考虑如何通过上告帮助小杨讨回公道时，派出所送给了我一个机会。

      由于边防派出所属于武警部队，他们过“八一”建军节。派出所辖区内的企业比较多，每到“八一”，他们都会搞一个军民联欢的宴会，邀请各个企业参加。名义上是联欢宴，实质上是敛财宴。派出所管片的警察事先都会交待企业不要空手去。所以去赴宴的企业都要送红包的。我们的工厂每年也都会接到邀请，我也会安排厂长带上红包去表达拥警心情。

      又要到“八一”了，管片的警察又送来请帖了，而且口头传话，派出所最近要搞项目建设，希望今年的红包厚点。

      工厂向我申请款，要在往年，我会很痛快地签字批准，警民一家嘛。再说也不敢得罪呀。可这时我的笔落不下了。我们的员工被捅伤了你们管都不管，索财却找到我们了。我想：都说人民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为什么老百姓有难了不管，反倒借建军节的名义公开敛财。

      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口头宗旨与实际作为的鲜明对照是个很典型的事件。我马上写了报料材料，发给了某权威媒体的分支机构。

      我的判断没有错，该机构马上有反应了。他们派了记者采访了我，并要走了派出所发的请帖，他们问我是不是可以与我的厂长一道去赴宴。我说可以。他们说这样可能会暴露出是我提供的信息。我说我不在乎，我本来就是要上告的。

      “八一”那天，记者参加了敛财宴，目睹了真实情况，然后亮出了记者身份找派出所领导交谈核实情况。明确告诉他们要发“内参”。

      那个记者有水平也有经验，他当天就写完了稿子并发了出去，由于稿子反映的问题具有典型性，随即就被总机构的编辑编入内参了。由于记者的快捷，在一波又一波阻挠发稿的说情浪潮涌来的时候，稿子已经被上上上级的有关领导看到并批示了。

      那几天我的电话也被打爆了。朋友、同事、甚至以前的老上级都来找我，有劝我快阻止记者发稿的，也有批评我做事鲁莽的，还有人问我为了一个“小民工”值得吗？

      过了两天，派出所的警察开着警车来到工厂了，他们请小杨与他们一道去一百多公里外的伤人者的老家去抓他，让小杨指认嫌犯。事情很顺利，伤人者当天就被抓了回来。

      第三天，武警部队的首长（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亲自来到我的公司与我交谈，他们诚恳地征求意见，对拖延办案和借“八一”收钱向我道歉。还感谢我对部队建设的贡献。他们姿态很高。我也感谢派出所已经把嫌犯抓到了。

      随后，“八一”联欢宴上收的钱全退回各个企业了。但听说不少企业骂我扯淡。他们会不会暗地里再把钱送回去以证明自己不扯淡，我不知道。

      又过了几天，小杨的赔偿问题解决了。伤人者赔给小杨4万元。小杨拿到钱那天，正好我去工厂，小杨当着许多人的面含泪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连声说谢谢我。

      我心里很酸楚，本来就是他应当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公民理直气壮的权利，却要如此感谢。

      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也是一个不难办的案子，但对于小杨来说则是太难了。如果不是遇到我这个决心帮他到底的“鲁莽”的人，如果不是恰好有“八一”建军节的敛财宴，如果权威媒体的记者不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或者说稿子没有被“内参”编辑选中，寄希望于信访渠道，这件事会得到解决吗？

      目前权力机构特别是基层机构最大的问题是不在乎老百姓不害怕老百姓只在乎上级只恭敬上级，在纳税收费罚款或敛财方面积极，在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方面敷衍甚至干脆置之不理。老百姓的权益受到侵害，除了上访这个基本上无用的渠道外没有别的办法。

      一个健康稳定和谐的社会必须是公平的社会，必须要保障老百姓的权利和权益，特别是要保障类似小杨这样的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只能蹲墙根的“小民工”的权利和权益。不要轻视和无视小民，不要把他们惹急了逼火了，历史上多少强大的政权是被愤怒的小民们推翻的呀。

      必须从根本的制度上解决问题了，必须摒弃那种靠奏折（内参是现代奏折）和圣旨（领导批示是现代圣旨）统治社会的模式了。内参的容量有多大呀？领导的批示能解决几个问题呀？还是把自由和权利还给人民，还给小杨们，还给这个社会的真正的主人。社会的和谐要靠民主、自由和法治，这是唯一的出路。

该文转自郭老学徒：http://q.sohu.com/forum/20/topic/2870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