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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贵州、上海两地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在此前，类似的报道已有多起，但这次的情况尤为严重。据官方媒体报道，在贵州瓮安事件中尚未有人员死亡，但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办公楼被焚烧损坏严重。上海事件中，目前已有六名警员死亡，四人受伤。

　　我们先从公开的媒体报道中看一下事件经过。

　　瓮安事件：

　　 6月28日下午，贵州省瓮安县城发生一起严重的围攻政府部门和打砸烧突发事件。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给事件定性为:“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

　　从上面这段文字得出的结论很明白，是因一名少女死亡而引发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但从７月３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的讲话中我们又得到这样一个信息：这次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上海袭警事件：

　　7月1日9时40分许，一名外地来沪男子持刀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用刀连续捅向多名民警和保安，６名民警送医院抢救无效牺牲，另有３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伤。上海公安局称，据行凶者杨某交代，其对2007年10月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实施行凶犯罪行为。第二日，上海市公安局悄然从其网站上撒下了“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实施行凶犯罪行为。”的内容，行凶动机改为正在“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而据知情者透露，杨某去年10月来上海游玩时，在闸北的上海火车站一带租用了一辆自行车，却被闸北分局民警认为涉嫌购买赃车，以盗窃自行车的罪名对他进行了审查。事后经过调查，杨某并无问题，为此杨某多次要求闸北分局对此展开督察，并提出了行政赔偿，双方在金额上一直僵持不下，杨某很可能因此产生不满和怨恨。

　　以上两起事件，一是上万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一是个人单独作为，针对的首要目标均为公安机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警民关系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警察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为广大公民创造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从这一意义来讲，应该是公民们支持的对象，怎么却反过来成了公民攻击的对象了呢？难道公民的安全不需要警察的保护？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恰恰相反，以现在的社会治安状况，全体公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警察的保护，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生存环境。以上这两起事件虽属个案，可事实上警民冲突的事情早已时有发生，其中隐藏的危机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在瓮安事件中，姑且不论少女死亡的真实原因，因为我没有可靠的证据所以不敢妄下结论。但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讲话中不难看出瓮安县在平常工作中的所作所为已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公民的利益和感情，使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重大危机，而公安机关又在其中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没有把维护治安、保护公民安全作为自己的根本职责，反而沦为维护政府某些人权威的打手、恶奴，成了压制公民不同意见的特殊工具，自然也就站到了广大公民的对立面。李树芬的死因是自杀也好，他杀也罢，如果公安还是“人民公安”，还是公民心目中的保护神，怎会出现“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的情况？就算是家属不接受，故意无理取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又有何能力组织起如此大规模的抗议？什么“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这样的鬼话还有人信吗？老调子唱的多了，人们总是要厌烦的，如果公安是“人民公安”，政府是“人民政府”，如果党政机关果真“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再不明真相，也不会因一件普通的自杀事件而“突发”冲击自己利益的“守护神”吧？这里面有个悖论，广大群众不支持自己利益的代表，却甘愿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充当“黑恶势力人员”的帮凶，难道他们真的善恶不分、敌我不辩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对我们开展了多年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可谓是莫大讽刺。单从教化育人这一点上，瓮安县的领导班子便难辞其咎。

　　回头再看上海袭警事件，血淋淋的六条生命，如果算上行凶者杨某，那就是七条了。一个２８岁的北京青年，千里迢迢从北京跑到上海，在精心预谋后杀死杀伤十名警员，原因竟然是八个多月前的一件事，可见心中埋藏的仇恨之深。事件发生后，上海警方闪烁其辞，一会儿“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实施行凶犯罪行为。”一会儿“正在进一步审查中”。如果不是有知情者透露的信息，公众或许还真会被蒙蔽了。“涉嫌偷盗”与“冤假错案”那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啊？在这起事件中，我更相信“知情者”的信息，从这个孤立的案件中，我想到了所见、所闻过的警察权力。

　　０３年春，我一位朋友陪其女友（严格说应是情人吧）到郑州游玩，晚上在旅店很幸运地被“保护社会治安”的警察查房给撞上了，因两人的身份证不属同一地点，便被警察认定为“卖淫嫖娼”，于是乎“依法拘留”，任他如何解释也无济于事，拘留所里“咣铛”一声让他平生第一次体会了失去自由的滋味。处罚结果很快通知了他：一、拘留十五天，通知单位、家属前来领人。二、每人罚款两万元，立马走人。二者选其一，还被告知这是“人性化”执法，乖乖，他这才知道是遇上穿着警服的“匪”了。前者他万万不敢选，那是要承担妻离子散、丢掉饭碗之风险的，后者自然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朋友小职员一个，月薪只有五、六百元，四万块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无奈之下紧急求援，朋友们东借西凑拼了两万多元赶往郑州，请管事的警察吃了、喝了、洗了，再塞一个红包，总算网开一面，两人罚款减半，交了两万块算是把人领了出来。

　　我讲朋友这件“丑事”无意暴露他的隐私，也不想再向郑州警方讨什么说法，只是感觉头皮一阵阵发凉，幸亏我这位朋友胆子不大受气还行，万一他那时也如杨某一样恶气难消，也揣了西瓜刀去闯郑州警局，那么现在他估计也化成黄土一堆了。

　　警察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其目的是为了除暴安良，所以行使权力时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一旦将这种权力视为自身特权而滥用，后果往往不堪设想。在上海袭警事件中，杨某的心理承受能力固然“不佳”，我所以称其“不佳”，是因为多数人在“民不与官斗”的信条中早已把承受锤炼成了习惯，但他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否也表露了一种无奈的抗争呢？如果上海警方在当初对杨某作出错误处理后及时改正，诚肯道歉，绝不至于将矛盾激化到如此地步。我可以想象到那种居高临下做了错事还盛气凌人的“官老爷”作派，这从上海警方在惨案发生后还仍企图以杨某“涉嫌偷盗，报复行凶”这样的理由来蒙蔽公众的举动中能够看出来，也能想象到杨某在多次交涉后得不到满意答复时那份愤怒。生命毕竟是无法挽回的，我深为遇难的警员而痛惜，他们也是人，有家庭、有父母、有妻儿，杨某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来抗争，是一种对自己、对他人都极不公正的行为，可叹的是，在惨案发生之前，谁又曾给过他一个公正？

　　构建和谐社会是胡总很有建设性的施政方针，真的希望手握公权的“公仆”们好好思量思量，和谐，究竟应从谁先做起。

　　　　　　　　　　　　　　　　　　　　　　　　　　　　　　　　　　２００８年７月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