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文

   上海发生的袭警案和贵州瓮安事件，都反映了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和随时爆发的可能；两案都触及到了政权生存的底线，开了两个很可怕的恶例。不客气地说：上海袭警案是杨佳一个人对闸北警察机关的战争，瓮安冲击人民政府案是一群公民对一个地方政府的战争。在政治上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危机公关能力的严重考验。在这两个问题的处理上需要有政治智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责任，要处理得细些、细些、再细些，这样才真正能够起到消弥和抚平社会伤口，避免中华大地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就杨佳袭警案来说，信息基本上是公开的：杨佳袭警造成6死4伤，于法于理于情都难逃一死。判处他死刑很容易，这种结果，法律规定就是如此，社会能够接受，也是他自己在当初决定暴力袭警的时候应该能够想到的结果。

    仅仅判处杨佳死刑是远远不够的，杨佳的死，并不能带来那6位警察先生的生，对死亡的畏惧也远远不足以杜绝这种恶性事件的再一次发生。杨佳这样简简单单地死了，估计他自己致死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还可能被世上许多人称为“英雄”；还很可能会被美国的好莱坞花上几百万美元，包装成一个“无敌的兰博”，去诱惑后来者走上他同样的道路；并成为攻击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借口。

   对此案的处理，关键在于让世人和杨佳都知道他暴力袭警错在哪里，让世人知道政权和法律不是在针对他杨佳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知道按照正常途径政权和法律是最终可以给每个人公道的。我们真正要的不应该是消灭杨佳这个肉体，而是要消灭产生这种极端暴力的根源。

   对杨佳个人来说，关键是要他死得心服。具体来说，第一是要必须彻查杨佳的作案动机产生的具体原因，并立即在全国范围内通报；这点简略不得，简略了，就会给别有用心的人以放大、夸大、捏造的机会，中情局绝对愿意为这个剧本花上千万美元稿酬的；第二是要对相关责任人按照规定，严肃处理，这是对死去的警察负责，对杨佳负责，也是对我们的政权自己本身负责；第三，是要彻底整顿政府部门，特别是暴力机关的执法作风，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两条，一是按照法规办事，二是把任何人都当作人，法不可废，人不可辱；第四，是在做好一、二两条的基础上，做好杨佳本人的思想工作，让他死得真正心服，请注意，是真的认识到不应该选择这条路，不要诱惑也不要要挟；第五把整个案件拍成纪实影片，起到警世和教育的作用，影片的主题不是威胁，也不是伤感，宣传的主题应当在于法理人情的警示方面。

    政治智慧很微妙，但也很简单，就是一事归一事，谁的责任谁负责，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因为一方的错误去忽略另一方的错误，也不要因为一方的错误严重就不去追究另一方的错误。这就是公平，就是大道，就是孟子所说的：“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当年，毛泽东时代能够让凶残的日本鬼子都悔悟过来，真心地检讨自己的罪行，凭借的就是公平，把被俘虏的日本鬼子也当作人来对待的大道，而不是威逼利诱。在这方面许多人需要好好学习，执法者和公民都是平等的人群个体。

    真正的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不在于高压的政策，不在于严刑峻法，更不在于愚民之耳目，而在于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只要真心真意的在为人民服务，应该是唯恐人民不知道，而不是怕人民知道。蒋介石当年悬赏十万大洋要毛泽东的人头，毛泽东却可以随随便便走在延安的街上，所凭借的决不是装甲车，而是与人民的推心置腹。

    再看瓮安事件，诚然，毁坏公物、冲击政府机关的行为在哪朝哪代都是祸灭九族的犯罪，犯罪自然应该受到应当的严厉惩处。但是，这不等于说对尸检报告的质疑是错的。就算尸检报告是错的，也不等于毁坏公物的行为是对的。相反，必须真正还原女中学生死亡的真相，我们不能为了惩罚一个错误去犯另一个错误或者更多的错误。这就是政治智慧，很简单的逻辑。

   贵州省执政当局，目前已经提出了对县公安局、县政府有关主要领导干部的撤职处理，是转换角度的第一步。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的，“溺水死亡”不等于自杀！几个涉案人员的说法，并没有形成有效证据链，相反有很多可以质疑之处！公安局长、县长、书记现在由于办案需要，是要停职，接受调查，但是要免他，也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规为准绳，有罪不要说免他，关他、杀他都是必须的，没有错误就又是一个执政败笔。今天我又看到了媒体报道，觉得依旧迷雾重重，周某称没有与死者发生过性关系，甚至认识没有几天，这样有的新闻通报中称其为死者的“男友”，法医并没有对死者是否有性交史和身体上是否有伤痕做交代，就成为很重要的疑点。须知，就算溺水死亡，通常尸体上也会有刮伤的，为什么回避？再大胆推测，其实案发现场当时是否有且只有他们四个人，也缺乏充足的证据支持。

   这两件事情，真心希望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就会从根本上消除一些社会不和谐的因素，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威信，处理草率或者不好，只能是抱薪救火、饮鸩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