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文

    汶川大地震，举国同悲，世界震惊，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别的人们纷纷伸出援手，帮助灾区的人民，单就国外而言，有派遣救援队的，有捐物的，也有捐钱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本来是一副和谐的画卷，然而，一出被称为“捐款门”的闹剧将和谐的画卷撕得支离破碎。

       据《南方周末》2008年5月29日报道，地震一周之后，一个“国际铁公鸡排行榜”的短信广为流传，可口可乐、肯德基等外国企业赫然名列其中。发帖者并号召国民共同抵制这些“铁公鸡”。尽管这些企业随后追加了捐款，但在5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四川南充市的一家麦当劳餐厅门口聚集了上百人，这些人的目的只有一个：抗议麦当劳不捐款。餐厅事实上被围堵，无法正常经营。倡议变成了行动。
       这次围堵事件距离上次中国以大学生为主的网民围堵“家乐福”，抗议传说中“家乐福”的股东支持“藏独”势力仅仅20天。
       中国的网民开始习惯上街游行来表达自己的某些主张了，尽管他们的这种行为并没有经过申请获得批准，但他们显然也没有遭到太大的阻力。 这个群体最喜欢使用的词语是“封杀”。封是封住口，不让别人说话。杀是取其首级，置之死地。  他们还喜欢的是“反”。反CNN,尽管他们从来都看不到CNN；反“家乐福”，尽管“家乐福”股东支持“藏独”只是传言；反金晶，因为金晶反对抵制“家乐福”。他们也骂，骂白岩松，因为白岩松号召大家理智；骂闾丘露薇，因为闾丘露薇在博客里认为政府不能等同于民族和国家；骂索朗·斯通，尽管索朗·斯通关于地震是报应的原文是一个疑问句而非肯定句。如果在网络上与他们的观点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则拼命跟帖将之淹没在唾液中。他们还在该出手时大出手，对那些胆敢在“家乐福”购物的国人扬起拳头。
   这个群体被称为中国的第三代“愤青”。
   第一代是1970年代，主角是红卫兵，一群政治狂热而头脑简单的年轻人。第二代是1980年代，主角是追求民主、自由，反对腐败和官倒的大学生，充满理性，但过于幻想。第三代就是如今这些愤怒青年，以网络暴民为主，自以为了解真相，事实是被片言只语所蛊惑，好激动但却很愚蠢。30年一个轮回。在1989年以后逐步淡出人们视野的青年群体，在第三个10年又开始崭露头角。是喜是悲？
从最近的两起令人瞩目的青年事件来看，一起是“藏独+抵制”，一起是“地震+捐款”，两者的共同点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其中起着推动作用。

        反对“藏独”本身并没有错，但反对的活动最终却与家乐福牵扯在一起，却值得深思。中国的奥运圣火在法国传递，受到干扰，如果说抵制奥运圣火的人有抵制的权力的话，那么我们反对抵制也是我们的权力，这毋庸讳言。但为何反对抵制奥运圣火最终却演变成了我们抵制家乐福呢？起因是有传言说家乐福的股东支持了“藏独”势力。这个传言从何而来？时至今日，似乎没有人愿意去追查。对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大动干戈，走上街头，显然失去了理性。而阻挠家乐福经营，甚至对购物的国人进行辱骂，发生肢体冲突，这更是超出了抵制的范畴。合法的抵制行为事实上已经演变为违法行为。但因为抵制家乐福的行为普遍被视为爱国行为，所以这样的过激行为显然得到了官方的一种默许。一些学生在九龙坡区杨家坪抵制家乐福的时候，广场的大屏幕上出现了提示学生应该到有关部门办理申请和批准手续才能上街游行的字样，而众所周知，在中国，如果没有经过公安部门批准，上街游行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5月20日上午，四川南充抵制麦当劳的行为颇有些类似。认为外国企业捐款太少，阻挠麦当劳餐厅正常营业，事实上已经从合法的表达意见转变为一种非法扰乱生产经营的行为。将自愿的捐款行为演绎成逼捐行为。客观地说，这与敲诈勒索有什么差别？

        综观两起事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精髓深蕴其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当然都应该大力提倡，但以一种主义的名义，无视法律的规范和约束，集体扰乱社会秩序，甚至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这未免让人担忧。

       譬如红卫兵时代，打着革命的旗号，揪斗“走资派”，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惨遭批斗和凌辱，人权遭到践踏，生命无从保障，红卫兵作为一代“愤青”其行令人发指。与红卫兵的行为颇为类似的是，最近的两次抵制行为，以爱国和民族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围堵合法的外资企业，看起来神圣无比，博得了很多人的赞同。事实上，当他们从游行转变为围堵和阻挠他人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边界 ，从这两起事件中，我认为，“左”的思想正在青年群体中开始抬头。

       “左”的特点是通常以某种主义（往往是革命或乌托邦式的理想）为号召，抛开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地干很多事情，不达目的不罢休（中国典型的有红卫兵，国外典型的有红色高棉）。它反对一切不同的声音，包括理性思考的言论，视自己为绝对正确，希望别人绝对服从。对反对自己言行的人必欲去之而后快 。

        长期以来，一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是“亡我之心不死”，一提到外国媒体，必然是“刻意歪曲和丑化中国”，冷战思维贯穿在日常的教育中，作为一种常识和口号，在需要的时候，这些经典语录都会适时地出现在我们的某些媒体上。如果说冷战思维是针对的国际关系的话，那么“左”的思维则是针对的国内关系，其共同特点都是“以邻为敌”，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斗争无时不在，否认国际之间和社会内部相对稳定、和谐共生的一面。

    如果说上个世纪20年代的青年因为闭关锁国的破产得以睁眼看世界的话，那么80年代的青年则因为借改革之风得以用第三只眼看世界。他们追求科学、民主和自由，保持着客观和理性。他们同样强调民族的崛起，同样舍身爱国，但不是战争思维或斗争哲学。而如今活跃于网络，动辄串联式地聚集于某个论坛，游行于某个街头的第三代“愤青”，显然缺少独立思考。从客观上讲，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依然是很有限的，往往是某些媒体的一家之言，他们却盲目地视为真相的全部。他们容易被煽动，缺少理性的思考。他们被有意无意地默许为爱国青年，却缺少对国家甚至是爱国内涵的正确理解。他们的特征是打着旗帜，喊着口号，走在街头。尽管他们的破坏性在目前还是很小的，但以某种名义掩护，只强调自己的权力却不尊重别人的权力，无视法纪，涌动在其中的革命思维和斗争思维却值得警惕，“左”的思想明显在抬头。“左”的思想一旦蔓延，必然会阻碍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还会影响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愤青”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国，应该有合理的存在空间，但国家不能被“愤青政治”左右，政府不能因为“愤青”的某些行为而窃喜。而“愤青”尤其要自省，如果愤怒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受了瞒骗被鼓动起来，就会造成社会的灾难。“愤青”要恪守自己行为的合法边界。对于“左”的思想在第三代“愤青”中的滋生，应该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
     中国已经尝够了“左”的苦头，所以邓小平强调“中国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远远还没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