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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战与分裂（六）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人类历史上，有一个不合逻辑的悖论：在专制体制时代，革命的启蒙者往往不是受压迫的平民百姓，而是统治集团内的反对派。俄国12月党人，便是这样一群“贵族革命家”（列宁语）。

1825年12月26日（俄历14日）晨，以青年贵族组成的近卫军团列队开进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在彼得一世的纪念像下排列好战斗方阵，他们试图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赶在皇位继承人尼古拉宣誓继位前发动军事行动，迫使新沙皇和枢密院宣布改制。他们选举了近卫军团长特鲁别茨科依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且拟定了《告俄国人民宣言》，宣布推翻沙皇政府，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成立临时政府，同时宣布废除农奴制，解放全国农奴。

到下午起义军人数增至3000余人，周围还有2万多支持他们的市民。但统治集团对此早有防备，他们忙在起义前几个小时，紧急召开国务会议宣布尼古拉一世为新沙皇继位，然后派军队将枢密院广场包围。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总指挥特鲁别茨科依临阵脱逃，起义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被忠于沙皇的军队击溃，据统计共打死的起义者1271人。彼得堡起义的消息传到南方后，南方协会会员于1826年1月10日发动驻乌克兰的契尔尼哥夫兵团起义，不久也告失败。

沙皇政府对12月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领袖佩斯捷利、S.I.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M.P.别斯图热夫-留明、P.G.卡霍夫斯基和K.F.雷列耶夫被判处绞刑，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等百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或定居，大批士兵被判处夹鞭刑。 

后来的历史学家以起义发动的日期称他们为12月党人。

12月党人起义不同以往的农民起义为，12月党人无论是在文化教育水平、政治素养和远见、政治斗争手段、组织能力等方面均远远胜于他们。是俄国历史上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政协冲击，比如，1824年，12月党人南方协会通过的彼斯特尔起草的《俄罗斯法典》( 又名《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不可侵犯的国家证书，它是改善俄国政体的约法，是交给人民和临时最高权力机关的信守不渝的委托书》)，宣布农奴制度是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因为“把别人当作自己私有财产，把人当作东西一样转让、抵押、赠送和继承，任凭自己的专横无道……乃是最可耻的、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以及违背神圣的基督教义，并且还是违背天神的诫条与意志的丑恶事情”，“必须坚持废除奴隶制度，贵族必须永远放弃占有他人的卑鄙的优越地位。”因此“消灭奴隶制度和农奴宣布人人生来是平等的，“一切人都是为追求幸福而生，人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种只把贵族等级的人物称为高贵，而称其他等级人下贱的行为是极不公正的。”因此必须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废除贵族阶级所享有的特权，使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成为“高贵的人”，建立一个“统一的公民等级”，凡年满20岁的成年男子都拥有选举权，选举权不受财产和教育资格的限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拥有自由择业权、迁徙权、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

《俄罗斯法典》对未来的新政权提出了要求，它应该保证每个人的人身公民权，因为“人身自由是每个公民首要的权利，是每个政府最神圣的职责。国家大厦的整个建筑以此为基础，没有人身自由，就没有安宁，就没有幸福。”未来的国家政体将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一院制的人民议会，人民议会的选举分两级进行。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交给由5人组成的最高杜马，其成员由人民议会选出，并且向人民议会负责，任期为5年。中央监察机关为最高会议，其职责是监督宪法和其他立法的执行情况，由120个人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应该选举产生，任何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应该服务于人民，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政府和领导人，因为“俄国人民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族的。恰恰相反，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的。”

后来，列宁称12月党人是“贵族革命家”、“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

我想，张春桥所以称联动为12月党人，恐怕就是指联动和俄罗斯那些出身贵族的青年近卫军们一样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同时也在嘲笑联动与12月党人天真的以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救民于水火一样，不懂得团结其它阶级，所以永远也不可能成功。

周恩来对20世纪的中国12月党人解读与张春桥截然不同，以后的历史证明了他对历史的认识与走向洞若观火，这是二流戏子与三流政客的江青、张春桥者流至死也难以企及的。

关于联动（实际上称他们“老兵”更确切），由于种种特定历史原因，以及江青、陈伯达发起的反“反动血统论”的妖魔化，已经很难还原其真实面目，总之，当江青（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其下达剿杀令时，在中国联动已成了“人皆可株”的“人民公敌”。

1967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称这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月5日，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公开提出了“夺权”。并支持王洪文一派掀起了以夺上海市委权力的“一月风暴”，对此，毛泽东立刻表态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并称“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1月11日，毛指使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夺权的造反组织发去贺电，明白地解读了何谓“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引发了各地的“夺权”“打倒”升级，而且，后来林彪说的“全面内战”，即由棍棒刀矛到真枪真炮，逐步升级的武斗也自此而始。

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无法再忍耐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贵族革命者”的造造反者的捣乱了，他指令公安部修正了政策，制定出了杀气腾腾的《公安六条》，开始合法地镇压反对派。1月17日，谢富治讲：“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

戚本禹立刻给“三司”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1月19日下午，以“三司”为首的上万名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将任志明、马小军等“联动”成员逮捕。当那些老红卫兵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他们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仿佛像是电影中慷慨就义的烈士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师生一概只许出不许进。下午五点钟左右，逮捕开始。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联动”红卫兵。

随后，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这个展览，在北京曾名噪一时，其中的罪证，有一些确是“联动”成员搞“红色恐怖”时的凶器，更多的则是故弄玄虚似的栽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辞”。

展览会期间，残存的“联动”成员多次组织冲击展览会场，高呼“还我‘联动’！”“‘联动’永存！”等口号。在北京101中学，一百余名降下国旗，升上老红卫兵的旗帜，并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联动”成员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甚至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大标语。

在那个时代，触犯了毛泽东，任何反抗都只能是强弩之末。1月31日，《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明确指出：“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宣判了运动初期激动了整个世界革命者的“大民生”之死刑，当然也沒有了联动之类的“江青反对派”（实质是反毛）说话的权力。

然而，3个月后，毛泽东却突然下令释放了这些“人民公敌”，这其中奥妙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