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财

我不相信文学能在今后的社会中承担什么历史重任，它只能反映生活而不是拯救社会。一言可以兴邦，可以丧邦只是传说中的大话而已。这个世界已经上演了太多的故事，圣经中说：“日光底下无新事”，米兰.昆德拉说：“对死亡的恐惧被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所压倒，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愿意从坟墓中重新站起来。”除了王兆山“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不让逝者安息。

让丑陋的世界多一点笑声吧！虽然米开朗琪罗说，“一千个快乐也赶不上一个痛苦。”；虽然抓忽悠说，“一千个基金也救不一个股市。”

“如果你想得到点新思想，就去看看旧书；如果你想听听陈词滥调，就看看新书。”这是西方人给我们的忠告。

“如果你想在股市中赚钱，就去看看旧股评；如果你想亏钱，就看看新股评。”这是抓忽悠以前的忠告。西谚云：“历史之为教训，实乃教训之无用”，黑格尔又云：“新生事物的出场，第一次以喜剧诞生，第二次以悲剧收场”。制度不健全，二次股改有什么NIAO用！

马克.吐温：“幽默的内在根源不是欢乐，而是悲哀；天堂里没有幽默。”王兆山的天堂就很幽默。
亚历山大.雅尔丹：“当绝望以快乐的形式出现时，它是深不可测的。”当熊市以慢牛的形式出现时，跌下去也是深不可测的。
苏格兰民谣：“活着时要愉快些，因为你要死很久。”留住本金，牛短熊长。

康德：“有谁可以断定在以为世界审判者洞察一切的眼前，一个人是否能凭自己内心的道德就处处比别人优胜一筹呢？在自己本身的道德价值（及其应分的命运）方面这种偏袒自己的自我认识，难道不会同样或许只是一种荒谬的自我蒙蔽，就正像对别人做出某种判断是一样的。”沙、皮、侯不但把投资者蒙蔽了，把自己也弄糊涂了。金岩石和时寒冰的反省精神让我们看到财经评论界还有真话。

刘震云谈自己的小说：“前一半是一个苍蝇从瓶子里向外撞的伤痛记录，当然那是非常可笑的了；后一半是当苍蝇偶然爬出瓶子后又向瓶子的回击，当然也是非常可笑的。”解套是痛苦的过程，解完套又奋勇地再次被套就将痛苦不断的延续，直到瓶子被盖住，才绝望地躺在瓶底。

1996年1月，法国最长寿的是122岁的瑞，当她90岁的时候，有律师想要她的房产，许诺每月付给她2500法郎的生活费。不想一付就是三十年。直到这位继承人1995年去世，老太太还健在。律师一共付了90万法郎，足够买三四套那样的住房。（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信用赛跑的竞赛，律师赢得了人格的胜利，输去了一场远见。真是“经验主义害死人啊”！）要想增加财产性收入，必须要有足够长的寿命。

民谚：“赌不输钱，天下经营第一；嫖不伤命，世间乐事无双。”玩股票，盈亏是自然的，关键是“戒”——空仓。

税收的历史故事（请与时寒冰的《税收的起源》比较着看）：
五代赵在礼令宋州，将镇永兴，民贺曰：“拔却眼中钉也。”在礼闻之，仍求复任宋州，每岁户口，不论主客，俱征钱一千，曰“拔钉钱。”
五代时吴王诏令庐州节度使张崇入朝，庐州民奔走相告：“伊渠必不复来矣！”“伊渠”就是“他”，意思是张崇一定不会再回来了，谁知张崇行贿在先，不仅又回到了庐州，还加封了“王”爵，张崇得知百姓说过“伊渠”不会再回来的话后，亦俱征钱一千，叫作“伊渠钱”。
第二年，张崇又到京城广陵（扬州）去了。庐州人心里想，凭张崇的坏名声，这次会有变化的，德胜节度府这次要被撤销了。接受上次被罚的教训，都不敢再指名道姓地说出张崇的名字了，只是在路上相遇时，用手捋捋胡子，互相点点头，表示庆贺：张崇快完蛋了！张崇再次回来，节度府依然存在，又收了每人一千“捋须钱”。
民国四川中鸦片以窝计算，收“窝捐”，不种鸦片，收“懒捐”。现在种水果收“特产税”，不种水果收“不种植税”。当年红军在陕北奋斗，60%的财政收入来自“特产税”，特产即YAPIAN也。南泥湾的“花篮里花儿香”也许就是指摇曳多姿的无比鲜艳的YINGSU花吧。

印花税来历不明，却成了调控工具。

伎儿作乐，王许之以千钱。后不与之，王曰：“汝向作乐，空乐我耳。我与汝钱，亦空乐汝耳。”这个印度王用语言博人乐，演员练了N年用技艺博人乐，王到底高明。说到底是权力使语言有说服力啊。所以什么“增加”呀“保护”呀就是让你耳朵舒服；就象搞完JIPO不给钱的理由：耳勺掏耳，是耳舒服，哪有耳勺给钱的理？

医家医死了人，被病家用绳子捆住，待安置好死人再报官。医生半夜弄断了绳子，急奔回家。病家追赶。前有一河，医生不畏酷寒游泳回家。见儿子正在灯下看医书，就一把把书扔了，急切地说：“我儿，医书先不急着看，学游泳最要紧。”此医家可谓通达之人。医术原是救人的本领，而游泳却是逃命的要诀，孰轻孰重，如鱼饮水。掌握再好的技术分析，也会被技术分析骗，功夫再好，不如会跑。

    少年抱璞老亡羊，与世沉浮亦可伤。
　　十有九句常结舌，百无一事敢刚肠。
　　贾生此日惟应哭，阮籍当时岂是狂。
　　信马独归萧寺掩，冷云寒月下西廊。
　　——马中锡《过慈恩寺》。马作过明代的国防部副部长，有名的作品是《中山狼》，世人皆谓其刚直，但我们看了这首诗后才知道马表现出来的刚直不到1%。马为人正派，胆子也很大，曾只身入土匪营中劝降，土匪说，马公为人，天下人都以为很好的，但你这样的人，朝廷怎么会放过你，我们是不会降的，你走吧！不久后马死于锦衣卫手中。所以官当越久，他说的话就越不能信，更不能作为利好利空。

海涅《两个波兰人》：“为祖国牺牲是挺好的，可是活着就更妙了。”为股市牺牲虽不是投资者的初衷，却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很多企业的资金困难，结果是好的，可适时空仓，保住本金不是更好吗？

战胜拿破仑的威灵顿说：战败最惨，战胜仅次之。那些先知先觉的利益集团在这轮牛市中发了横财，同时也毁灭了这个他们赖以敛财的市场。

孔祥熙曾与鲁迅先生交好，鲁迅逝世后，孔送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孔之为人且不说，从挽联上看，可谓鲁迅先生之知己。鲁迅浙江名人，老牌的革命党，在政府里很有些好朋友。现在敢说真话的人士，最好在高层有朋友罩住！

GONGCHANDANG到延安后，广告做得漂亮，大批青年前来投效，于是军官们纷纷改娶，用的名词叫“改组”。壳资源吃香，叫“重组”。

成吉思汗大字不识，但有句名言脍炙人口：“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资产，使他们的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成吉思汗一直是这样坚持不懈地落实快乐原则的，他或者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英雄，但如果说他是蒙古族的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则是侮辱人类的智慧了。据说他后来听了道教领袖丘处机的劝谏，想追求长生不老的快乐了，想积点德，杀的人少了。他而且要把女儿嫁给丘，和神仙套套近乎。丘就自宫了，那天后来成了道教的一个庆祝日，大概是在九月。在资本市场，有很多这样的屠夫，但媒体把他们造成英雄，说真话的，难免“自宫”。

袁世凯对张之洞说：练兵之事，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钱和官，一手拿着刀，服从命令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一刀。开发商也是这样对媒体说的。

原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罗慕洛夫把种种发言归结成germent(宽大衣服，覆盖全身而不触及任何具体部分)和bikini（比基尼，每一处都在要害处）这两类。可惜的是，我们往往看不到比基尼啊！我们也看不到实质的挽救资本市场于绝境的制度性改革。

湖北何成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代理北平特别市市长兼公安局长、国民政府参议长、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绥靖公署主任等。他当上了湖北省参议会会长后，家人横行霸道，无人敢管，渐渐的湖北姓何的都狂妄起来，在后来，一个姓柯的也无理取闹，飞扬跋扈，有人问：“你又不姓何，为什么这么横？”柯答曰：“柯字沾何字半边的光，老子就凭这点横！”能恶得如此气壮理直，不凡。中捷股份沾了个“中”就瞎搞，你以为你是中国平安呀？

《现代名人轶事大观》：郑孝胥在清廷谈富国强兵之妙计，说：“极简单，两字妙诀。‘借款’而已。”旁人不解，郑低声说：“我国借了外国人的款子，外国人穷了，我们便富了！”的确是妙计啊，郑也算是文史大家，其政治见识之奇，远在文史之上。对呀，美国是最大的债务国，也最富。我们是它的主要债权国，天天看着美元缩水。

黄侃为人很有些任诞气。黄侃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样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子的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黄侃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他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多象股评黑嘴！

民国时期，科学家竺可桢在浙江大学任校长，一天，在联欢会的节目单上，有“校长训话”。竺可桢一看，感到在联欢会上来个“训话”，实在不妙。于是，他在讲话时说：“同学们，‘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如今什么“基金讲政治”之类，亦不过从言从川罢了。

戴笠，江湖奇人。他是浙江江山人，回浙江老家买火腿时，一买几千只，送何应钦400只，送蒋介石4只。送礼之妙，可意会不可言传也。想起了王益。

戴笠，江湖奇人。他是浙江江山人，回浙江老家买火腿时，一买几千只，送何应钦400只，送蒋介石4只。送礼之妙，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千错万错，掌权者没错。

韩复榘视察监狱，到高宛一个犯人也没有，对县长说：“你办得对，案子随到随判，或杀或赦，老关着干嘛？”到博兴也没犯人，大怒：“难道这么大的一个县，连一个犯法的都没有，你是不是把犯人都给卖了！”其实韩复榘是在玩帝王权术，怕下面的人揣摩他的心思。一个政策出台，漏洞百出，投资者能不揣摩吗？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说蒋介石用人“三缘”：地缘、血缘、学缘。现在呢？

宫廷设太监，不讲什么三个代表、保鲜德育，政策法规，而是一刀去势，从根本上杜绝太监“犯作风错误”的基础力量。杜绝内幕交易、老鼠仓可效之。

切斯特菲尔说：房事——快乐短暂，姿势可笑，消耗严重。每次在做爱的时候，这句话就给我重创，使我意趣索然。可中国的开发商不这么认为。

飞蛾扑火是因为光的频率与雌蛾发出的性息素相近。都在17微米之内，它们是求爱而不是扑向光明。同样，股民扑进股市是一夜暴富的冲动和忘我，非为国企脱困也！

写累了。就用以下几个段子结尾，忽悠无时不在：

三年大灾期间，一乡村的送粮队伍要出发了，队长向村里的一位老汉请教：“大爷，这１０斤麦兑５斤土坷垃，保险不保险，万一让人查出来，那就祸事大了。”老汉说：“孩子，你尽管昂头挺胸地去交公粮吧，老汉包你没事。”队长满腹心事地推着小车子上路。傍晚，运粮队回村了，队长激动地大老远就喊：“交上啦！交上啦！”老汉不动声色地说：“我说不会错吧。”队长问：“大爷，您老咋这么有把握哩？”老汉慢悠悠地说：“当年我老汉就是用这种办法哄日本鬼子的，如今这几个土八路，好哄。”
　　
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陈毅撰文宣传自己亲眼看到广东省番禺县亩产１００万斤番薯、６０万斤甘蔗、５万斤水稻的“事实”。
　　
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钱学森：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此言一出，本来对高产半信半疑的毛泽东吃了个定心丸。另外钱先生后来对特异功能在中国大行其道也要负一点责任的。
　　
1958年曾任公社书记的离休干部李丙炎说：“那时吹牛皮，我觉得是政治需要，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看不起我们，我们就得自己给自己壮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于是就放心地放起高产‘卫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