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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愿意谈“文化”，因为中国人多、历史时间长，中国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独特文化。

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可谓多矣，什么“茶文化”、“酒文化”、“官场文化”、“商场文化”、“校园文化”、“市井文化”等等。

何谓文化? 我没去查有关资料，个人认为无非就是群体的“信息场”。

电有“电场”，磁有“磁场”，物体有“重力场”，人类的生存、活动必然有“信息场”。

按照我的理论，人类所发出和接受的“人类信息场”有两种：“善互作用力场”、“性互作用力场”。而“文化”就是这两种“互作用力场”的综合表现形式。“中华文化”就是生长在中华版图之内的全体国人“信息场”的积累、总合。从古到今，每一个国人对“中华文化”都打上过自己的烙印，只不过只有那些“显形”群体、个人形成的“信息场”对当今“中华文化”才留下较深的印记，其它众多的“信息场”随着个体的消失而淡化、抵消，许多“信息场”只在族人、亲友间传播。

悠悠中华五千年，一脉传承，历经磨难，不绝如缕，其“信息场”的特征我认为有四：一曰“大一统”、二曰“贵贱差异”、三曰“亲疏有别”、四月“内斗不止”。

首先，中华民族生存的地域特征决定了“大一统”的特性。簸萁型的生存地貌，天然造就了中华群体“大一统”格局占主导地位，分裂、割据时期只是阶段性格局。“大一统”格局形成的“天朝”概念，“中心之国”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概念，使统治者将群体内部和谐、稳定作为治理的主要内容，军队作为群体“性排斥力”的代表也主要用于对内部的镇压，统治者提倡“和谐”、“稳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提倡“善相互作用”为宗旨的孔夫子“儒家”学说和佛教学说由于和“大一统”的高度适配性而被统治者尊崇成为主流思想。“大一统”格局的特点是：同一性较高。语言、文字、认知、信息的同一性，使得群体内沟通更为便捷，成本较低，同化较快，趋同感较强，独立性较弱。天然的地貌，“大一统”格局，必然造成了中华民族相对静止的“信息场”，也使得国家治理成本相对较低，维持较长期的统治相对较容易，这也是造成群体整体与外界“性排斥能力”较弱，社会发展较缓慢的原因之一。

其次，静态“信息场”的稳定结构必然形成“层级”、“等级”管理，由等级管理而导致“尊卑差异”。个体之间所占有的“资源”、“财富”、“信息”体现出明显差异。群体内的“小群体”或称“阶级”、“集团”由此产生。由于“性排斥互作用力”的存在，这些“小群体”是解体“大群体”的内在因素，也是“大群体”管理者密切关注和管制的对象。

再次，群体内个体亲友间“善相互作用力”必然较强，“亲情”、“友情”大于“法”，“情面”、“情分”、“面子”的作用大于“规则”的约束。稳定的“信息场”也必然形成稳定的“亲疏有别”群体。

最后，稳定的“信息场”内由于“性排斥力”的作用，也形成稳定、长期的内斗不止、勾心斗角、矶珠必较的局面。而动态的“信息场”却可以消解而不是锁定这种恶斗。

“中华文化”的特征是由于“中华信息场”长期以来的超稳定性所决定的。虽然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历史上多次发生外族入侵，也多次造成分裂、割据、鼎立、战国局面，但该“信息场”从没被彻底灭绝，而是在每次打破、割裂、驱散、颠覆后又重新修复、补充、加强，生命力之顽强，世界无双。

对“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术专著可谓多矣，我今试从“中华静态稳定信息场”与“西方动态稳定信息场”的角度作一比较。

与“中华静态稳定信息场”不同，“西方动态稳定信息场”是在长期分裂、割据、竞争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动态稳定信息场。

其特征是：差异性、竞争性、外斗性、宏观机制稳定性。

首先， 欧洲各国的长期争斗、割据局面，使各国国民必须不断提高自身“性素质”，并与群体方向保持一致，以对付外来“性排斥力”的伤害，所以少有“叛徒”，多有“烈士”。提高“性素质”的要求，也促进了个体“竞争性”、“排他性”、“独立性”、“侵略性”、“占有性”的发展，甚至对“性文化”发展也起到了推进作用。群体之间的竞争需要团队合作、“排斥力”最大化，必须内部和谐、一致对外，从而保障了群体内部的和谐稳定。在长期斗争相持不下的局面下，只有通过谈判、协商、公平交易的形式才能保持稳定，由此建立了“联邦制”、“共和制”、“多党制”、从宏观机制上建立一种动态稳定结构。

两种文化、两种“信息场”孰优孰劣，不能下一定论。

单纯从两种场比较：

首先，“西方动态信息场”需要消耗资源较多，成本较高。提高个体和群体“性素质”需要资源保证，宏观机制稳定性的建立，本质上也是为了节省更多的资源、能量。西方人口出生率的稳定甚至下降，也是该“信息场”消耗资源较多的证明。“中华静态信息场”与之比较，消耗资源较少，成本较低，所以人口繁衍较多。好像狮子与乌龟比较，一动一静，需要能量保障不同。

其次，“西方动态信息场”使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步伐加快、但同时使人类走向自身灭绝的步伐也加快、破坏自然环境、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压力也较大。就好像速生杨树与松柏树比较，前者生长得快，凋谢得也快。

如果仅从两种场的竞争、对抗比较，则“西方动态信息场”一定优于“中华静态信息场”。

首先，“西方动态信息场”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场”，可以吸纳除“中华场”外所有的资源、能量。而“中华场”是一“静态场”，资源少。

其次，“西方场”是一进攻型场，竞争、排他是其特长，只有与对手力量均衡时才讲究“平等”、妥协、交易。

“中华场”是一静态场，基本从不主动进攻。两者可以比喻为“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竞争。

怎么办？当此两大“文化”、“信息场”板块冲突、交会之时，躲避已无可能，对抗又不是对手，只有加强自身防御之一途。

如何防御？

一曰提高自身群体内部个体“性素质”，尤其是提高国民的“敢斗性”。“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做“大国民”，做“真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国民的“信息场”，打破旧的“中华静态稳定信息场”，建立新的“中华动态信息场”。提倡“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运动一个接一个，斗争一场接一场。毛泽东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是“斗争动力学”。只可惜毛泽东的这一场“改造信息场”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因为其一：毛泽东只研究了斗争哲学，也就是“性排斥力”，却推翻了“儒家”、“佛家”的“善”、“爱”哲学，也就是“善吸引力”。两种人类存在的互作用力，只发挥一种力的作用，自然要翻车。其二：“动态信息场”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资源”、“能量”支撑，以中国当时的“资源”、“能量”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一动态系统，破产是必然的。其三：虽然毛泽东携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奋起千钧之力，持十几年之久，将中华数千年历史发展所造就的“中华静态稳定信息场”击得粉碎，然新的“中华无产阶级动态信息场”终未能建立，可见“中华静态稳定信息场”之顽固、强大，反而是邓小平的“改革”取得了成功。“改革”者，即是对未能建立的“中华无产阶级动态信息场”的“改革”，也是对旧的“中华静态稳定信息场”的“改革”。是由“静”向“动”、由“封闭系统”向“开放系统”、由“大一统”向“多元化”等等的“改变”，是“改善”而非“革命”。

二曰国民“性排斥力向外”。

国民“性素质”的提高有几个表现：私密性要求增强，个人隐私权得到保护要求增强，私有财产权利得到保护要求增强，人权得到保障要求增强，人与人之间距离增大，法律诉讼增多，“性”意识增强等等。同时，“爱国主义”意识、“团队意识”、“爱心奉献”意识、“文明、诚信、礼貌、友善”意识也必须增强。当“非中华信息场”排斥力指向我国时，自然会形成国民一致对外的排斥指向。以我“中华信息场”十三亿民众之强大群体，任何地球上现有之“信息场排斥力”可以无惧矣。

须注意之点：国民“性素质”的提高需大量“资源”、“能源”的支撑，过快提高且完全依靠国内自身生产保障，必加大环境污染、破坏。“性素质”是把双刃剑，运用不善，自伤其身。随着国民“性素质”的提高，法制意识、法制环境也需完善。教育、司法、科技、社会监督、社会保障、政府行政等都要随之而变。慢慢来，民众的压力和外部的压力，可能又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文化命题是核心是“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度”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