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烩

不曾离去的母爱

    2008年2月5日１０时４８分，在这个全国大雪初停，南国北疆一派银装素裹,草木低折的日子里，我的敬爱的母亲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时年89岁。

    母亲小时候是个苦孩子，6岁上姥爷就去世了,身后留下姥姥和母亲，家里一贫如洗。姥爷留下遗言, “我一辈子仅此一女，我们虽穷孩子却仍很宝贵！我死后为了不让他人歧视她，希望你讨饭也不要改嫁，莫把她带到人家家里去受罪；我一辈子不识字，你就是讨饭也要送她读几年书。”刚强的姥姥，决心不让她的孩子受一点儿委屈，她要想方设法送母亲读书。

    那时是上世纪20年代未，三十五岁的姥姥在洞庭湖边的南岳坡下鱼巷子用几根木头支起了一间棚屋,靠帮人洗衣被维持生活并送母亲进了南狱庙第五初级小学读书。

    1939年岳阳沦陷，母亲带着姥姥和奶奶开始了十年的逃难生涯。期间辗转长沙、湘乡、石门、辰溪、南京。1948年10月才回到故乡岳阳。

    由于办事稳重、廉平，思路敏捷，又有文化基础，1950年母亲考入中国人民银行岳阳支行任出纳。由于工作繁重，加之十多年在外颠波流浪，1953年底母亲积劳成疾，得了神经官能症，只得辞职修养。

    1955年3月，组织上重新安排母亲去教育界，分配在岳阳县十六完小任教。

　　1958年父亲谌进先到许市支教，1961年4月为金盆小学到岳阳城购教科书，因船误时而买书心切，就从广兴洲步行至君山芦西湾，因正逢三月三的风暴，洞庭湖风大浪高，等到傍晚渡船还无法靠岸，并下起瓢泼大雨，58岁年迈的、一天未吃饭的父亲孤身一人，无法再返回芦西湾相距最近十来里的河西饭店，只好呆在芦苇丛中苦待天明，因抵挡不住暴风雨、寒冷、饥饿、体弱、疾病的袭击，第二天一早县公安局一干警过河才发现身上倘有余热的父亲躺在芦苇丛中。母亲经受住了骤失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知心爱人的刻骨铭心之痛。那年我才四岁，大姐在湖南师范大学、二姐在岳阳一中读书，42岁的母亲以她29元的微薄月薪独自一人承担起了抚女育儿的千斤重担。

　　母亲在许市执教的二十年中，对工作一直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认真负责。

　　三年困难时期，她除了白天在学校上课外，晚上还要下到大队给社员上扫盲课，记得那时经常是我一个人晚上在家，母亲总是十一、二点才摸黑回家，有一次到石桥大队扫盲，晚上在山上迷了路，转到第二天天亮了才找到路回家，后来别人说是碰上了撞路神。

　　那时农村家庭都很贫穷，许多孩子都上不起学，对缀学的孩子，母亲经常利用晚上和星期天去家访，做学生家长的工作，让孩子上学。

　　她爱护学生胜过自己的子女，对缴不起学杂费的孩子，她总是先从自已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些来帮其出学杂费或先帮其垫出；许多年以后我到许市出差，乃至现在我见到许市很多和我同龄或比我大的人都还说起，那时能读书真感谢刘老师。

　　母亲非常善良，乐于助人。尽管自己经济拮据，负担沉重，但只要是邻居、学生家长有困难，有事相求，她老人家都是尽力相帮。记得小时候，在星期天她经常带我到邻近几个大队的困难学生家进行家访，帮其解决困难。特别是还经常到几个五保户婆婆那儿“走亲戚”，哪怕是自已不吃，逢年过节，总要带上一点面条、糖、肉之类的东西去探望。

　　那时，我们三姐弟都在读书，单凭母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可想而知是难以为继的，何况母亲又乐善好施；母亲就发挥她在8岁时为养家糊口学会的打毛衣、织袜子的手艺，利用晚上帮人编毛线衣。打一件毛衣，人家就送二斤鸡蛋或提一篮子蔬菜来感谢。

　　那时学校晚上还要集中备课，十点钟回家后她就躺到床上织毛衣，为节省煤油和不吵醒我，她老练就了不点灯打毛衣的绝活。

　　少年的睡梦，却总是那样酣沉、甜暖。有时我一觉醒来，仍能见到母亲满是疲惫倦怠的面容和侧影，她还在编织毛衣，这时我就夺下毛线针，要她休息。

　　母亲一直是把最好的让给我们，而她自己辛辛苦苦却从无怨言。

　　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生存，母亲历尽艰辛。学校同事，住地吴家门的乡亲们都穿过母亲织的衣物，而她老人家则一直没穿过一件用新毛线织的毛衣。

　　二姐只要一放学就帮母亲做事，十来岁的她星期天只身步行十几里，去广兴洲别人收获了的地里扒别人不要了的红茴根，一粒一粒地捡散落在土地缝隙里的黄豆……

　　粮食不够，我们又正是发育时期，母亲就尽量把主粮省给我们吃，记得就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她将乡亲们送给她的鸡蛋攒下来，交待食堂的雷伯（女工友）每天给我蒸一个鸡蛋、一小碗米饭，而她自已则躲在一傍偷偷地吃葛根，糠粑，野菜，杂粮……

　　吴家门的乡邻们也都非常好，总是尽力的接济我们。曾记得有一次那是一九六二年冬，邻居腊阿姨有三、四个子女，自家生活也非常艰难，那天她家蒸了一茏糠粑子，还没给自已的子女吃，就在隔壁小声喊：可妹子（我的小名），并从墙头递过几个糠粑粑给我们，我见到热气腾腾的粑粑，一口气吞下三、四个，结果到第二天拉不出来，痛得我要命，母亲帮我塞肥皂才挖出来。

　　对乡邻们对我们的关爱我永生难忘，长大后我一去河西就去看望她们，腊阿姨晚年生活困难，我去看过几次，最后一次是二00三年春节前去看望她，老人家病了躺在床上，还握着我的手，跟我讲了些话，我要他儿子给请医生打针，并安慰说感冒不要紧，谁知我走了不到半小时老人家就走了，后来听说给其换衣时手中还握着我给的红包。

　　就这样，在母亲的顽强苦撑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全家人终于挺过来了。许多年以后，直到我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时才知道，我父亲因公殉职，按政策规定当时我们姐弟十八岁前是可领遗属生活补贴的。可是由于母亲不懂政策，加之当时教育办的负责人不给办理，以至没能享受正常待遇。这一错过给母亲、给我们全家带来了莫大的苦难。母亲对这一切知道以后，只是苦笑着说：“没什么，我们还不是也走过来了。可文只是你现在掌握政策，一定要把握分寸，执行好政策，要与人为善、能帮就帮人哦。”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以至在研究落实政策的个案时，我总是同情弱者，尽量将政策给受害者落实到位。

   母亲一辈子对工作兢兢业业。在许市完小的十三年，她刻苦钻研教育教学方法，爱护学生胜过自己的子女，教学成绩优秀。她在低年级教学中摸索了一套经验，颇受师生们好评。差不多每学期都要举行一次大型的公开教学。先后担任了全县举办的教师进修教学四次。还举行过一次全县教师参加听课的广播教学公开课，因此多次被评为县、社红旗教师、先进工作者。

   那些年尽管生活贫困，可妈妈一直没叫过一声苦，甚至不曾叹息过，脸上总是挂着乐观豁达的笑意。正是妈妈这种面对困境坚强的微笑，这种以苦斗苦的顽强意志，这种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直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温暖着我，鼓励着我，让不谙世事的心灵找到了学习、工作、人生进取的动力，努力向上的理由！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母亲和全国人民一样积极投入这场运动，还是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白天教书上课，晚上随宣传队到各大队演出，她扮演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中沙奶奶和《红灯记》中奶奶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七年三查一清，刮起十二级台风。因母亲解放前曾在南京市立医院工作是旧职人员，父亲又在国民党部队无线电台当过上尉台长、国民党第八军上尉军需，被定为“国民党的残渣余蘖”、“二十一种人”。造反派深夜抄家，将家里洗劫一空，家里当时最好的、父亲留下的毛毯、皮箱、衣物等都被抄走，甚至连父母亲的照片也烧光了，乃至至今我们没有父亲的照片，这给我们后人带来极大的遗憾。

　　 年近五旬的母亲，白天挂着牌子、戴着高帽子游乡、劳动改造，晚上隔离反省，可怜体弱多病的母亲承受了非人的折磨。好在母亲人缘好，游乡经过、隔离反省时时乡亲们偷偷给水喝、塞上几个煮塾的鸡蛋……当时，幼稚的我生怕母亲经受不住折磨想不开，晚上母亲回家前我就偷偷把家里的剪刀、菜刀等利器全部都藏起来。

　　就是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母亲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自认为未做什么亏心的事，一生都问心无愧。她从没有在儿女面前流露过对社会的丁点不满、对组织的半点怨言，还是对党、对国家的前途充满希望，对子女倾情关怀，对生命、生活充满热爱。

　　从小母亲就告诉我们，要节约，要勤俭持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大手大脚。自我懂事，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也是我家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母亲一人二十多元的薪水要养活一家四口，经济的拮踞、生活的艰难让我们恨不得一个钱颁作两个花，同时也促使我们从小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

    记得那时每年我最高兴、最有钱的时候，就是到岳阳过春节，三十吃年饭叔父谌鸿林就给我们的压岁钱。叔父很痛我，六二年时是自已儿子只给一筒一分硬币，我给一筒二分硬币；六四年后生活好一点了则给自已儿子一筒二分硬币，而给我一筒五分硬币；为此我还遭到堂兄的不满，造成此后一直对我有陈见，这是后话。就是这高兴也只有几天，压岁钱是不敢动用的，过完三天年，钱就交母亲了，因为还要交学费哦。

    学雷锋活动开始后，我知道了一个废牙膏皮值二分钱，就经常到垃圾堆里去翻，希望能找到老师们扔掉的牙膏皮。

    儿时我的玩具就是打得罗、木制弹弓；别的孩子打玻璃弹珠、滚铁环都是可望不可及。一九六二年在长沙读大学的大姐夫给我带来一把水枪和一辆玩具汽车，这可是我儿时最奢华的玩具！我高兴得不行，象宝贝一样保管，母亲也一般不让我拿出去玩，生怕搞坏，丢失。

    说来好笑，那年底的一天，水枪怎么也找不着了，我吓得要命，母亲要问起来怎么办。刚好，那天晚上，幸福大队请在那扫盲的母亲去吃饭，桌上摆满了一桌的菜，有鱼、有鸡、有肉，我心想吃这一餐饭肯定要出不少的钱，我不吃这餐饭一定可以节省出水枪钱来，那就好跟母亲讲了；开餐了，母亲喊我去吃饭，大队支书、大队长也来喊我去吃，我咬定谎称肚子痛不能吃，一庇股坐到大门口石墩上就是不去吃，可眼睛总斜瞪着饭桌，直咽口水。

    装就装到底，吃完饭见我还肚子痛，支书就要人送我回家；第三天，我在家打扫卫生，因为床上是铺的稻草，睡久了有草宵掉下来，我就爬到床底下去扫，惊喜的发现水枪掉在床角地下了。

    五岁多的我是又喜又悔，高兴的是再不必编故事跟母亲交待了，后悔的是那么好一餐饭没有吃上。四十多年后我跟母亲和家人说起这事，大家都笑出了泪水。

    从小母亲就要求我们，要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学雷锋，做好事；人是做不吧的，力气去了还有来的，只有懒就懒出病来。

    在母亲的薰陶下，我们从小就爱劳动，住地吴家门，离学校食堂有一里多路，我经常帮母亲打开水、提热水，我还经常参加学校、住地院落的打扫卫生等公益劳动，多次被评为学校学雷锋积极份子。

    一九六四年暑假，县社教工作队住在我们学校，二个月里，我天天给他们住地打扫卫生，临走时工作组给了我奖状，还送了一个塑料封面的笔记本给我，那让我兴奋了好久。

    记得七岁时放寒假去醴陵大姐夫家过春节，我们正在剧院看芭蕾舞演出，醴陵县城一商店着火，二姐演出也不看了，连忙跑出拿着桶子，去提水救火；我也学二姐用两只小桶，每天和喜兰姐去河里去挑水，打扫院内外卫生。

   从小母亲就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未经她同意不能接受任何人给的物品，不是自已的东西不能有非份之想、不能拿。

　　曾记得那是一九六四年夏，母亲带我去广兴洲区参加教师培训，上午她去集中学习，将我留在荆仕媛老师宿舍看书等她。

　　玩得无聊的我无意中发现柜顶上放着一盘李子，七岁的我一清早同母亲赶了十五里地，只吃了一个包子，这时肚子正饿了，看见了熟透了的李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但又想起平时妈妈的叮嘱，不敢去触动，后来实在挡不住诱惑，端椅子够着拿了几个吃了，心想吃几个应该不会有人知道的。

　　哪知道荆老师是怀了孕买的李子吃，放到柜顶上也就是防备我拿到，李子多少是有数的；散会后一回来就发现了，当时也许是其开玩笑问我：“可妹子，你偷我的李子吃了？”母亲听到一个“偷”字，脸色都变了，忙追问我是的不，我说冒呵，荆老师说，还说冒，少了哦我有数的。母亲这时发脾气了，打了我几下并臭骂了我一通。

　　回家后，母子俩又抱着痛哭，母亲说，儿呵，做人要诚实，我最讨厌说谎的人了，打你是因为你说了谎；你想吃的话就告诉妈妈，人家的东西千万不能动，你看你让人说一个“偷”字好失人呢。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儿时给我留下的深刻记忆是：

　　我的母亲是一个极具仁爱之心的人，她时时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心态回报关心过她的人；

　　我的母亲是一个勤劳节俭的人，她用勤劳的双手支撑了这个大家庭，而自已终身没有用过、穿戴过奢华物品；

　　我的母亲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她在自己困难之时还助人不惜力，帮人不惜智；

　　我的母亲是一个胸襟宽广、豁达大度的人，她不记前嫌，用自己宽大的胸怀对待事物，对待曾经在文革中迫害过自己的人；

　　我的母亲是一个意志顽强的人，她无论面对何种逆境，总是坚信公道，心存正理，抗拒沉沦，百折不挠，求得生存；

　　我的母亲是一个对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人，无论身处何种境况，永不懈怠，总是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把事业、工作放在第一位；

　　总之我的母亲“是一代传统善良、大度容人的中国优秀妇女的缩影”。

　　哲人说：母爱是最无私、最珍贵的爱！诗人说，母爱是最动人、最伟大的爱！而我说，母爱是终身受益的爱。父母给孩子的影响是终身的。童年时母亲她老人家言传身教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教我们怎样面世、做事、作人，让我们终身受用不尽，也足足影响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