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烩

     我的成长经历说明：

     一、一个落榜的高中生，只要落榜不落魄，落榜不丧志，瞄着自己的人生目标拚搏、拚搏、再拚搏，到头来一定不比考上大学的同学差。

     二、人类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实践知识。在实践中磨炼，在实践中拜一切成功者为师，刻苦自学自己从事的专业知识，照样可以成才。

     希望家有高中生的家长，在孩子落榜之后，能把我的成长经历告诉孩子，为他们走出落榜阴影，走向成功人生，提供一个活的参照物.

                       过不了独木桥,寻找阳关道

 ——一个高考落榜生的成才之路（之七）

张崇发

十、主编《文化生活报》，编辑能力大提高

    1985年6月，我被错误的开出党籍后转业来到秦皇岛。我一下子从高位跌倒最底层。

    我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在群众艺术馆主编了一年《文化生活报》，开始了以编报为主的新闻历程。

    我夹住尾巴做人，努力把工作干的最出色。   

    7月开始筹备《文化生活报》，8月我便把创刊号推了出来。著名作家魏巍、著名诗人臧克家都为报纸题了词。   

    当时，编辑部只有3个人，主要编辑就我一个人。我要制订每期报纸的发稿计划，要打电话、写信向作者约稿，要画版样，要跑印刷厂取大样3次，校对3次。另一位同志田立仁，主管发行工作，后来学画版。搞发行一个人不行，我俩就一块到印刷厂把印好的报纸用自行车驮回来，再一个一个地写信封，一张一张地分装，一袋子一袋子地送邮局邮发。

    由于报纸刚刚创办，通讯员队伍尚未建立起来，许多稿子还得我亲自采写。每月一期报，每期报我都得写3－－5篇文章，有评论，有新闻。至于撰写编者按，编后就不算了。插图、题图、尾花、照片，也要由我去组织作者来搞，并标出制版尺寸。编报之余，我还自加压力，自找“麻烦”，把一些在全国有宣传价值的稿件，寄给有关公开发行的报纸。我采写的新闻《“大家来表演”活动别开生面》，在本报发表后，我寄给了《光明日报》，该报于86年2月4日采用。另外5篇如《北京来的新消息》、《文化站不能砍》、《秦皇岛举行首届文化站文艺调演》等，分别被《文化周报》、《群文信息报》采用。由我出题目请人撰写的、为纪念周总理逝世十周年而编发的《周总理和我们一起跳舞》，我报刊登不几天，《光明日报》和《文化活动报》便全文转载。

     为了把这张报纸办出水平，我几乎把自己全部业余时间都搭进去了。报纸出刊8期后，河北省《群众文化研究》杂志的记者李民雄，来秦皇岛采访了我，写了一篇长篇通讯《新枝发芽一片绿》，文中这样写道：“我问张崇发，一个人编一张报纸，一期接一期地编，一期要比一期好，你是怎么干的？他直率地告诉我：‘靠责任感，靠事业心，靠不怕吃苦’。顺着这条线索，我从他周围的几位同志那里了解到自创办《文化生活报》以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和学习到深夜。碰到校对大样时，他和另一名编辑要从晚上九点一直干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为了学习编排技巧、寻找各类资料、组稿和搞好发行，他们更是分秒必争，拼死拼活地干，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体力。”

     经过努力，我们这张小报的影响一天比一天大。不少省市文化部门写信要求增加赠阅量，有的甚至汇款要给每个文化馆订一份。一张内部出版的小报，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力？记者李民雄是这样写的：“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我仔细地阅读了每一期报纸，并采访了一些读者与作者。共同的感觉是：整个内容－－高尚健康，有益有趣；文章形式－－短小精悍，新鲜多样；版面安排－－生动活泼，图文并茂。如果按照《创刊词》中的办报宗旨来检查衡量，这张小报已经明显地发挥了它的三个作用：一是确实起到了‘指导城乡群众文化活动’的作用；二是每一期都在为基层文化工作者‘介绍文化艺术知识，为提高文化工作者的业务水平’而努力；三是适时地介绍了文化生活知识、乡俗民情，积极传播科技卫生常识，给广大读者的‘生活、学习和娱乐带来了知识、愉快和美好。’昌黎县文化馆馆长张凤昌把这三个作用概括为‘指导中心’、‘辅导基地’、‘知识窗口’，既形象又贴切，再恰当不过了。”

     记者李民雄这样赞扬我们的报纸，一些内行们也写信称赞。河北省《大舞台》杂志主编冯锋说：“滥办小报不行，没有小报也不好。你们脚踏实地的正确理解中央有关政策和群众的实际需要，办出一张很好的小报，很值得同行们思考、学习。”河北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牛增慧写信说：“我觉得这张报纸办得不错，内容健康，形式活泼，版面安排也有特色，对指导群众文化活动会有不小的帮助。”武警总部创作组副组长刘秉荣同志阅读前4期《文化生活报》以后，给编辑部来信说：“呜呼！近些年来，许多人只看到钱，有几多报纸看到群众文化？还能指导群众文化？忽然间看到《文化生活报》，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那时候，编辑部有一个小青年和我作对。她不但不感谢我为她分担了大量工作，不感谢我不干涉她迟到早退，甚至不来上班的情况，反而嫉妒我，恨我。她向群艺馆以外的人员，散布对我的不满情绪。编造假话，挑拨我与秦皇岛日报副刊的关系。平时，用冷言冷语嘲讽我、“规劝”我。她见我天天按时上班、埋头编稿，衬托得她“落后”，便多次对我说：“老张哇，你不知道哇，群艺馆这地方，你干多了没人说你好，不干也没人说你坏。咱们咱们个月不出一张报，领导也不会来找咱。”“不能总这么干哇，这样干，你哪有时间写东西啊！”“你没来时，馆里让我办报纸，我就不办。我没转干时，还好好干，转干了，我怕啥，我才不给馆长卖命呢！咱们合作出几本书吧，别这么傻！”

     我没听小青年的“劝告”，该怎么上班仍怎么上班，甚至越干越起劲（11月份一月之内连续出了两期报纸），渐渐地，登门找我谈稿子的作者多了，给我个人寄稿子的多了，赞扬小报的话也多了。这种变化，被她看成是对她的威胁，是贬了她，冷落了她，挤了她。于是，她便便热语相劝为冷言相讥，讽刺、挖苦。她多次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张总编啊，该歇会儿了，别累坏了！”“我只是编个报缝；你是总编嘛！”她还说什么：“我又不想入党当官，我才不那么傻干呢！就你这样的，还想捞个啥？”

    当时，领导支持我。我作为一个老同志，不与小青年一般见识，但内心有痛苦。如果我没有处分，小青年不会那样对待我。

        十一、对外宣传秦皇岛文化，再次荣立三等功

    1986年下半年，我被调入秦皇岛市文化局机关，负责全局对外宣传报道工作。

    为了熟悉情况，了解报道线索，我跑遍秦皇岛市四县三区。每到一地，我都抓住问题，写1－－2篇有影响的稿件。在山海关区，我听说区文化馆在资金十分紧缺的情况下，硬是“养”着一个青年农民诗歌爱好者，让这个“小诗人”专心致志搞创作，培养他成才。我便针对文化界人才青黄不接、重使用不重培养的问题，写了一篇题为《山海关文化馆热心培养农村尖子文艺人才》的消息。很快，秦皇岛日报配评论员文章《让拔尖人物腾空而起》，在一版重要位置发表。不久，《中国劳动人事报》也在二版刊登了此稿。

    到了青龙县，我听说酒厂工人傅奇硬笔书法获全国一等奖，便冒着飘泼大雨，先到工厂采访，后到家中采访，然后写了篇《山沟里飞出金凤凰》的访问记，《河北工人报》、《工人日报》、《华北民兵》杂志先后以较长篇幅发表。此稿发表后，傅奇受到青龙县政府和秦皇岛市文联的重视，不久便吸收他为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并选为青龙县书法家协会主席。我在青龙县听文化局领导反映：这里的农村文化户进城演出十分踊跃。我认为此事不应当提倡。因为，农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农村文化专业户只有经常在本乡本土演出才是方向，便写了一篇《农村文化专业户进城营业需要探讨》的工作研究。不久，《河北文化通讯》全文发表，及时地指导了全省各地文化专业户的管理工作。

    文化工作如何为商品生产服务？这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大局之下，文化工作必须探讨的大问题。我抓住这个问题，到昌黎县采写了题为《农民致富的好参谋》的调查报告，详细介绍昌黎县各乡镇文化站图书室如何为商品生产服务。此稿被《秦皇岛日报》加编者按用半版篇幅发表；《河北日报》、《河北文化通讯》也都相继发表。此文的发表，把文化界的工作思路引到一个新的方向上来了。

    1986年刚刚兴盛起来的卡拉0K活动，是群众文化活动由被动的接受型（你演我看）向主动的参与型（我也要演）发展的结果。群众这种强烈的自我表演欲，早在1985年我就发现了。当时，秦皇岛市群众艺术馆举办一种名为“大家来表演”的活动。我立即在自己主编的《文化生活报》头版头条配评论发表《富而思乐，自愿登台，大家来表演活动别开生面》。同时，我将此稿寄《光明日报》，该报于1986年2月4日以较大篇幅发表。

    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大抓经济腾飞，这里的文化工作如何同步发展？我面向全国思考问题，根据秦皇岛实际采写稿件，先后于1986年和1987年，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3篇头版头条经验性消息：⑴《秦皇岛市召开文化宣传会议，研究当前文化建设的十大问题》（1986年11月12日）；⑵《秦皇岛市文化工作成绩显著》（1987年8月8日）；⑶《秦皇岛市文化设施建设取得宝贵经验》（1987年10月21日）。这3篇稿件发表后，在全国文化界反响很大，一些沿海城市纷纷派参观团前来取经，大大提高了秦皇岛市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

1987年3月8日《中国文化报》头版头条

1987年12月21日《中国文化报》头版头条

1987年11月12日《中国文化报》头版头条

    1989年春季，北京风波之前，全国各地群众出于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愤恨，对社会不正之风的反感，牢骚怨气很大。为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中央当时号召各地大力进行形势教育。如何使形势教育生动活泼，乐于让群众接受？这是当时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新闻敏感驱使我采写了《让优美的歌声驱散牢骚怨气，秦皇岛市长顾二熊通过抓群众歌咏活动进行形势教育》一稿，《中国文化报》很快就在一版报眼位置发表，《河北文化报》、安徽《文化周报》也都在一版重要位置相继发表。

    由于工作成绩显著，1986年被评为文化局先进工作者，1987年荣立三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