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烩

新时代的中国教会

——谈谈梵二精神与本地化

三、本地化问题

    从上边可以看出来，礼仪本地化在中国应避免两个错误路线：一是忽视精神面貌而只注意琐碎的仪式的改革；二是没有原则地完全适应本地的旧风俗习惯，或丧失立场地去迎合时代潮流。前者是犯有“舍本逐末”的错误，后者是“屈己从人”的错误，实际是投降。但这并不是说，不要本地化，也不是不要改革。本地化目的在于使中国人更容易接近教会，接近天主。改革是剔除不适宜的或违背时代的不足之处，前者如拉丁文经歌该当改为本国语言；后者如文言经文必须改成白话文，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就是这上边也不可绝对化。教会既要“革新”，也要“继承”。比如拉丁经歌保留几首人人熟悉而且知道大意的传统歌曲，如Tantum ergo和Salve Regina等，有时还可唱唱。这样显得丰富多彩，虽旧犹新，也不致于使教友“不知所云”。因为教友早已知道了其中的大义。现在没有多少人喜欢拉丁弥撒了，但如前边说的，现在教宗又鼓励做拉丁文弥撒。一般人说是因为不懂。岂知越是不懂的，越显得神秘(宗教没有神秘性就失去了魅力，吸引力。中国艺术界有言：“景愈藏，境界越大；景愈露，境界越小。)如果用大白话，懂是懂了，却失去了神秘性，一览无遗，反觉乏味。而且天天就是一套，日久天长也就烦腻了，有口无心，淡如清水。拉丁行礼，虽不解其文，但教友也都知道其大意，再配上中文经句，也能了解其意义。现在还用的“阿门”、“阿来路亚”，是希伯来文，“吉利耶”是希腊文，没有人不懂。有的教友反应，简短的中文弥撒使人轻忽懈怠，引不起热心来。白话经文也是一样，不能专注意在容易懂上，也要注意词藻的优美，使人百诵不厌，像《奉献全家于耶稣圣心诵》就是如此。马相伯很赞美《苦路经》的文句，因为经文都是一遍又一遍咏诵的，太俗太浅，容易烦腻。

    歌曲是可以采用中国调的，但应采取庄严文雅的一派，不应采用轻浮的油腔小调。旧中国调的圣歌再没有比“至慈吾主耶稣”歌调庄严美妙的了。还有中国调的《圣母德叙祷文》也很自然优雅。各地公诵经文的音调也多是抑扬动人的，比起外文的平调要好得多。中国古老音乐《清音谱》至今仍在各地吹唱。但这不是说，必须排斥西洋歌曲。我们知道，欧洲音乐在世界上可算得是登峰造极的，特别是圣乐，多是极为优美极能激发宗教感情的。至于额我略调歌曲，那是万古常新的。可以说，现在还没有见到有几个出色的中国调的歌曲。希望有人钻研，多出几个高雅的中国调的圣歌。

    关于圣物美术方面，过去刚恒毅总主教曾提倡圣堂圣像采取中国式。不少人作过尝试。奇怪的是，外国人喜欢中国像，而本国人反而不喜欢看。这当然出于习惯是一个原因。但另一个理由是，耶稣、圣母毕竟是外国人，穿上中国服饰反显得不伦不类。至于圣堂则别有一说，圣堂本无固定形式，在过去几百年里，西式圣堂可能是外教接近天主教的障碍物，外教人轻蔑地称圣堂为“堂子”。所以近代有人改建成宫殿式中国样的圣堂。事情可能是逆转的。因为现代中国追求西方化，各地高楼大厦无不是西式的，那么西式教堂也成为时髦而别具一格的建筑形式了。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不觉得不顺眼了。

    在圣堂外面的装饰方面，可加上一些中国艺术品。正门两旁的对联就是很有意思的装饰，既是艺术品，又有宣传作用。但拉丁文的圣号，或对联的内容是属于奥迹的题材。则使外教人避而远之，应当避免。在有反教情绪的地方，修起高高的钟楼，会引起人的反感，反为不美。

    内部的装饰也要讲究些。近年来一些改革家把圣堂扫荡得空空荡荡，圣堂成了大礼堂，而且把圣体也放在了屋角处，圣堂失去了神圣尊严的气氛。教友心目中的信仰寄托和朝拜中心渺然不可寻，这难道是建设圣堂的本意吗?至少不合中国教友的心理，无助于启发教友们的热心，更好说适得其反。圣堂是第一圣地，旧约时代就把圣地看作是：“这地方多么可畏、此乃天主的住所，上天之门，称为天主之宫。”(见创28·17，雅各伯对梦见上主的地方的话)当然圣堂里装饰得太花哨，容易引人分心走意，也使之浮华。但也必须保持圣堂的华美和必要的装饰；引人敬肃亲爱。新法典1220条1项说：“凡与圣堂有关人员，皆应设法使圣堂保持与天主圣殿相称的清洁和美丽，避免一切与该地神圣性不合的事物。”如果把圣堂变为礼堂，就不合圣堂的美丽相神圣性了。

    把圣体放在圣堂的一角，特别使中国教友反感，圣体是至尊至大的圣事，是教友朝拜的中心，也应是圣堂的中心。圣堂没有了中心，也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现在人们对圣体的尊敬也差了，跪圣体的也少了。尤其有些神父对圣体表现的态度不够尊重，影响很坏。外面的仪表影响人的心理是很大的。神父对圣体不尊敬，更不能让教友去尊敬。为了避免举祭时背向圣体，建议举祭时把原存的圣体暂时请到更衣所去，弥撒完了，再请回圣体放在中央圣龛内。

    礼仪的用具是可以相应参用中国型的。旧时也有这样的事例，就如旧时弥撒中神父戴的“祭巾”(一种四片瓦的黑帽子)，就是适应中国以“整冠”是礼貌的表示(外国以脱帽为礼)。虽说这是本地化，但已不是“现代化”了。可是有人主张把献乳香改为烧线香(如同烧香拜佛)，谁都知道烧香烧纸是迷信的行为，这样容易让人把我们的礼仪看成是迷信。不能说一切旧的东西连糟粕都是该恢复的，现代的中国(无论大陆或台湾)事事向欧美学习，而有些人偏想抛弃行之有效传进已久的好的东西。若把祭披改穿和尚袈裟，不但可笑，而且如前边说的，简直是“佛教化”了。本地化应当是有选择性的，准则是增加礼仪的亲切性和庄严性。在梵二以前，我的神学教授Hofinger就提议把春节向父母拜年的方式应用到信友由长兄基督率领着向天父顶礼朝拜。有的地方也有年节去旧迎新的宗教“礼仪”。除夕进堂公念“谢岁经”(Te Deum的中文经)感谢天主一年的恩典。初一早晨向天主拜年，祈求新恩。

    本地化应是“入国问禁，入乡随俗”。有的人大喊本地化，而实际做的是“反本地化’。其中又分两类：一类是外国的“中国化”，另一类是中国的“外国化”。前者如把外国的圣人名字改成中国式的新名，这不但引起了混乱，让人不知所云，而且也无法实施。我们看到连提倡的人也没有完全采用新名。后者如：有人生搬硬套，把外国变馊了的东西当作新事物，拿到中国来，让教友去照样画葫芦。特别是在男女方面，无所顾忌，大开“方便之门”，完全失去了礼仪本地化的主旨。曾在社会上出版的报刊上，见到有识之士发表其应遵循古训主张，要“男女有别”。这当然也不是要恢复“男女授受不亲”的古礼。但现在出现的男女混乱的趋势，容易产生流弊，则是不争的事实，难道见的还少吗?在堂中，公共祈祷或参与圣祭时，男女混杂的方式，也是不合中国国情的。正像日本总主教说的，引进的不是什么高超的东西，而是西方文化的渣滓。也有人喜新厌旧，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迫不及待地去摹仿。要知道，中国是礼义之邦，中国的优良传统要保持，不要引进外国文化的渣滓，以丑为美。现代化不等于外国化，应取其长，去其短。本地化也不是复古，应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汰去封建迷信色彩。

    至于神学方面的本地化，在中国是不乏资料的。不必说儒家和天主教的道理非常相近，就是道家，墨家以及大多数的文人学士，也和我们有许多共同点。成世光主教曾有天儒合一的著作，本人也有过几篇论述，其中特别提出了孟子的“神本主义”思想(《孟子思想的再认识》)和“庄子对神的论证”(以表示儒家之外的天道思想)。如果神学课本上参入了这样的题材，岂非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此外中国古圣先贤的道德楷模，俯拾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