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烩

    既然科学证明人体气质大略分四，世人又说“文贵于曲”，因由其二，“含蓄”自然存在；况且行止依礼，为人谦厚，兼之语言平和，还不失为一种美德。然而我所言之“含蓄”，与上述无甚干系。

    “含蓄”者，“意思含而不露，耐人寻味”之谓也，倘若只是出于个人性情，习用含蓄方式表示自己意见或者情感，倒也实属正常；若非如此，我以为那“含蓄”便很可能是一种无奈，抑或悲哀。

    遇事不能直抒胸臆，只可曲曲委委，略作暗示，心情当然不很痛快，这是一面。另一方面，于公于事也许会造成某种本不应有的损失。譬如，哪位领导干部“智足以拒谏”，文过饰非，讳疾忌医，属下与群众自然不好畅所欲言，初时可能快语相告，继而“含蓄”表示，终至鸦雀无声。这类“含蓄”，能说是正常么？

    此类“含蓄”之由来，向无考证，或许发轫之时与“柔乃立身之本”不无联系，旧时备受推崇，成御身武器。由此，人性也便受到扭曲。不过“含蓄”之“变型”，事出有因，盖源于那时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中国封建社会绵延数千年，礼仪须遵“上下之则，长幼之序”，宗法制度对人的思想、性格压抑极其深重。其时，表示自己意见不“含蓄”些，为官之人轻则罢黜，重则命丧黄泉。姜子牙进谏不得，弃官避险磻溪，那是有感而发之附会传说；孔融直言获罪，不仅一人被斩弃市，还“覆巢之下无完卵”，全家身死，却是凿凿有据的史事。

    “魏徽有幸逢明主”，大概此言不虚。“广开言路”于封建社会，不过麟爪凤毛，昙花一现。多半世态，还是“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一些人欲安身立命，只有委婉曲折，小心翼翼陈述意见。《触龙说赵太后》，可见一斑。

    不过，当今之世，如果以为“含蓄”只可“被动生成”，不能“主动出击”，那也有失偏颇。引例为证：我所熟悉的一位青年理论工作者，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进行探索，并发表了几篇文章。不料，回声竟似明又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捍卫马克思主义”。这类回答自然“无可挑剔”，任何时候，“坚持”、“捍卫”谁说不对。只是不正面指出，对方文章何处“丧失原则”，何处需要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挺身捍卫”。此类曲折拐弯的“含蓄”回答，扣“帽子”耶？“与同志共勉”耶？讲不大清，费人捉摸。这种情况，在理论界之外，恐怕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吧！

    这种“含蓄”表达方式，貌状正派，实却有些多余。宋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磊落，常引起我的思考，他俩虽政见不一，“争鸣”起来，一封《与王介甫书》，一封《答司马谏议书》，倒少遮掩忸怩，相反，各畅快淋漓。所以我想，这种“含蓄”，还是可以舍去的。

      《追求》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双月刊1986年第5期

作者附语：当时《追求》杂志负责人杜卫东先生向我约写杂文。我主要针对一些人因环境条件，不敢讲真话；另外理论界也确有给人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于是写了这篇短文。现略修订十余字。屈指一算，时间都过去22年了，《追求》杂志似也改版、世间看不到了，不知道拙文是否还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