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牧场

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重建的两个维度

来源：理论与创作  2007年第1期  作者：谭旭东

　　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理论》开篇中便明确指出，文学创作的经验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是有用的。所谓的“文学经验”是一个泛称，不只是单指某个作家的创作经验，还指称整个时代的的文学经验；研究者必须将文学经验转化成理智的形式，并且只有将它同化成首尾一贯的合理的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就儿童文学而言，新的电子媒介时代带来了新的文学经验，这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势头相当好，尽管面临着商业文化、通俗文化和电子文化的多重挤压，但仍然拥有着3亿多少儿读者，甚至抢走了许多成人读者，而且发表与出版走势看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走上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作品的印数是一般成人文学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甚至有些诗人的儿童诗，也是一版再版，让那些自鸣得意的为自己写诗的“诗人”们自惭形秽。可以说，在儿童文学界随便挑出一位新生代作家，其作品的出版与发行的可观印数也令那些不为儿童写作的作家咂舌!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失语”的，至少是相对滞后的。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存在着许多值得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儿童文学的新经验给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新的资源，但是理论批评却没有跟上，甚至对一些必须发言的新问题新现象也没有从理论上参与。

　　一、理论维度

　　这是关键的一步。郑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21世纪的突出特点就是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全球化’。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不仅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必须密切关注世界人文学科的理论走向，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研究也不可能闭门造车，置西方理论思潮于不闻不问，只顾埋头于所谓的文本阅读。全球化的时代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置身于其外，全球化意味着牵一发动全身，整个地球，甚至整个宇宙都是一张建立在无数多元的内在联系上的网络。”[2]因此，当前文学理论变革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面对现实而吸纳新的元素，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新鲜和活力。董学文认为：“鉴于对象的泛化和文学内部深刻变异出现的新格局和生态环境，文学理论必须重新调整自我，在解构那些不适应于新事物发展的东西的同时，吸收中外思想理论资源，提出新的、富有原创精神的命题，建构一种更有生命力的理论系统，对文学现状和社会现实做出积极而有力的回应。尤其是关于文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有清醒而科学的认识，这是文学理论保持学科特性而又深入发展的前提。任何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形态建设都不会绕过这个问题。”[3]而对新的文学现实，儿童文学理论也必须重建。长期以来，儿童文学理论是“本质主义”的探讨，理论界反复在围绕着“儿童文学是什么”作定义上的争论，从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关于“鸟言兽语”的论争，到当代儿童文学对“童心论”的论争，对儿童文学是否为教育主义文学的论争，以及到最近有人对“规范论”的所谓质疑，等等，都反映出儿童文学理论还在基本问题上缺乏明晰的认识，陷入了本质主义的困窘。历史和现实的情势是，儿童文学的理论尺度和视野是非常宽广的，单纯的“儿童本位论”、“儿童文学是文学”、“儿童文学是儿童性的文学”等判断已不可能实现对儿童文学的全面解析。所以，如何突破“本质主义”的围栏，从单纯的本质主义的研究走向审美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相互借重与共生，这是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能否解读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新现象、新经验的重要环节。三年前张嘉骅在《文化研究：切入儿童文学的一种视野》中就指出：“在当今全球化的后现代语境里，儿童文学的生存与生产，牵连着社会的各种异己关系，不断地与他者交际对话，其带有文化的互文性，是如何也无法再像过去那样被认为是‘纯粹’的文学样态。我们的儿童文学，因此需要拓展出一种能够妥适地反映文化眼界的切入角度，而呼应这一角度所需要的便是文化研究的视野。”[4]张嘉骅这一观点无疑具有现实合理性。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受多种社会合力的影响，这些社会合力也就是儿童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外部场域，即文化语境——包括成人文化的塑造，意识形态的导引或控制，青少年文化的影响，还有媒介和媒介文化的影响，等等。儿童文学的外部场域对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非常巨大，比如儿童文学话语方式的转换、写作思潮的形成、叙事模式的变化，乃至儿童文学的出版推广，等等，都要受到其外部力量和信息系统的导引、牵制和影响。所以单纯地以“审美批评”或“本质主义”来进入儿童文学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借重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对儿童文学进行外部考察，这样才能全面地考察儿童文学的发展，观照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变革。

　　事实上，文化研究的理论对儿童文学研究是非常有效的，比如从媒介和媒介文化来切入儿童文学就可以解决很多困扰儿童文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媒介时代，媒介所导引的消费文化对传统文学形态和人文意识的消解已成为文化界和文学界许多学者的个体焦虑和集体共识。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有机部分，也作为童年文化或儿童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也无法逃离媒介与媒介文化的包围与塑造。如媒介和媒介文化对儿童文学的接受者——儿童——这一文化角色的影响和对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主题、话语方式、写作取向、价值追求等等的选择都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媒介和媒介文化对于儿童文学的社会推广与应用，都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儿童文学的文化研究有利于儿童文学的现代建设和学科话语的突破，同时实现对儿童文学本体论的补充和对儿童文学边界的延伸。

　　当然，媒介视角也好，文化研究也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重建的理论维度之关键在于“话语”的更新。语言学告诉我们，“话语”和“语言”是不一样的，“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还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这个术语由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英国弗斯创立了相对完整的语境理论，而瑞恰兹又把“语境”理论用于文学研究，并且把“语境”的范围从“上下文”意义扩展到最大限度，不仅是共时性的“与我们诠释某个词有关的某个时期中的一切事情”，而且是历时性的“一组同时复现的事件”。[5]语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关系场。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理论批评的话语也需要更新换代，也就是说，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新的话语体系，否则就难以阐释与解读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

　　二、方法维度

　　文学理论生成的动力有常态动力和非常态动力之分。从常态动力来讲，文学理论主体——理论家本身的劳动就是理论生成的一个动力。一部文学理论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文学的认识史，一部探讨文学的方法史、工具史，而这些方法和工具——无论有形或无形——都是由一系列文学理论家创造出来的，都是他们用以解决所遇到的某些问题的。[6]因此，谁能提出或者说创造出一种新的方法，谁就推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当前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既然要重建自己的本体话语，形成自己的理论新格局，就要采用新方法，没有新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新的话语，就不可能构造理论批评新景观，就不可能参与文化建设。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首先要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过去，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多属于探讨文学社会价值和伦理意义的“社会价值论”，或者借用接受美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的“读者反映论”，对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借用也比较多，应该说初步采用了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但这显然还不够。儿童文学的文化研究或者儿童文学的文化批评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按照陶东风的观点，文化批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把文本当作一个自主自足的客体，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角度解读文本，其目的也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或‘文学性’，不是作出审美判断。它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利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7]陶东风还认为文化研究的视角显然不同于传统的“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视角。对于传统的“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而言，文化是艺术与审美的自主领域，它超越了功利关系与社会利益并具有超时空的永恒价值。文化研究要解构的正是这种艺术与审美的“自主性的”神话。它不是通过参照文本的内在的或永恒的价值，而是通过参照社会关系的总体地图，来解释文化的差异与实践。[8]因此，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势必要求儿童文学研究除了将借用心理学、教育学、接受美学的理论批评方法外，还将整合传播学、媒介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新的知识谱系。欧美国家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方法论上早已超越了传统的阐释学的模式，而多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解读儿童文学的文本。如美国学者凯萨琳·奥阑丝妲所著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的性、道德和演变》就是从女性角度来解读《小红帽》这则童话的，作者通过诠释不同时代版本的《小红帽》，反映了其时代和文化的背景。虽然作者承认自己的解读并不完全，小红帽的故事也无法概括社会思潮，但这部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世界的方式，让人们了解到这样的故事(真理)是如何建构及变动的。从这部著作里，我们理解了童话虽然并不分地域及时代，但它其实包含着变化无常的特质，会随着时代而变化，随着讲述人及听众的不同而改变。因此，童话不只是人类“心灵的蓝图”、“社会的孩子”，它记载的不只是人类经验的基本要素，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集体心理及记忆。[9]

　　其次，纯粹从方法意义上来看，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必须运用生态学和系统论的观点与方法，来考察儿童文学的外部与内部的关系。文学与文化是一个系统和链条上的，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儿童文学的创作、发表与出版、阅读接受就是一个有机的生态链条，而且这一链条又是与儿童文学的外部环境相通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气候、地理、风向、水土、潮流，儿童文学的生长与发展需要与外部气候与环境协调。要促进儿童文学的良性发展，就要努力营造好其生态系统。而营造好儿童文学的生态系统，就需要用生态学的观点和系统论的方法来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弗菜在《批评之解剖》中，把他的批评称为“对艺术形式的系统批评”。论者以为“系统批评”这一方法非常好，它避免了片面的方法带来的“问题的遮蔽”。弗莱在其《批评之路》中说过：“批评总要有两面，一面朝向文学的结构，另一面朝向组成文学的社会环境的其他文化现象。它们在总体上是平衡的，一旦我们只研究其中的一面而排斥另一面，批评的方面就需要调整了。”[10]为了避免片面性的“问题的遮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应该敢于跳出“儿童文学”这个圈子，而将之置于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之中去观照，去审视，去梳理，去辨析。

　　再次，对儿童文学的文本分析可以借用“构架模式”的方法。戴安娜·克兰在分析媒介文化意义的方法时，认为讨论出版物的“构架模式”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她转用了斯诺的观点，认为阐释构架使新故事变得有意义。例如，新闻是以故事或戏剧的方式来构架的。现实生活是混乱和模糊的；将结构强加给事件，使它们对公众有意义。也有人指出，媒体使用那些体现了对一个事件的不同阐释方式的“阐释包”(interpretive package)。每一个阐释包都包含构架一个事件的核心思想。核心思想通过典型的意象、隐喻或口号表达出来。构架是使相关的事件有意义的核心思想。它告诉受众如何去思考一个事件，鼓励他们根据一个关键思想去阐释事件。所以戴安娜认为，构架是一种“作为意义的文本组织”[11]。在戴安娜的“构架模式”方法里，假定的是文本的意义通过文本中的某些手法传达到受众那里，这些手法包括：它与其他系列或连续叙事的关系、叙事本身(套路)的特点，或传播叙事的特定技巧，例如情节的承接与否，对现实主义强调的程度和期盼受众是否对这个故事建构自己的阐释。“构架模式”分析的方法有助于解读儿童小说、童话，尤其对儿童戏剧、儿童电影和电视剧研究将十分有用、有效。

　　对儿童文学批评来说，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失为一个有效方法。结构主义假设意义潜伏在文本之中，必须被解码。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西方一直被用于分析原始文化中的神话、前工业社会的民间故事，在当代社会一般被用来分析广告、电影、小说、电视剧、时尚和消费品。结构主义者试图通过阐释文化现象背后的编码来理解这些意义。他们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揭示出潜在意义或深层结构，即故事的表层内容之下实际所说的东西。为了分析文化产品的潜在意义，结构主义者使用了符号学分析方法。符号学分析方法有两个内容：考察文本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共时性分析，考察叙事演变的历时性分析。共时性分析建立在这种观念基础上：任何一种文化符号的意义来自于它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尤其来自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对比或对立。换句话说，文本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文本中文化符号的对立表达出来的。第二种研究方法，历时性分析涉及到将叙事概念化为由分散事件组成的链条。每一个故事都有某些组成因素，识别出这些组成因素，就有可能比较相同套路的不同范例中的叙事，并能够指出基本叙事结构是怎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显然，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于儿童文学叙事性文体也是非常有效的，如《草房子》这样包含了丰富文化信息的叙事作品，如果仅仅用一般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方法来解读，则可能只是在语言层面上有所理解，但如果运用结构主义研究的方法就可以解读《草房子》中潜在的文化想像和文化底蕴。对那些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戏剧的儿童文学文本，结构主义研究更是十分有效。

　　此外，采用叙事学的理论和观点以及新批评派、形式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电子媒介文化影响下的儿童文学创作，特别是儿童小说的日常性叙事话语与都市性叙事模式的变化，探讨网络童话的游戏性叙事模式，分析网络儿童文学语言形式、题材和主题的变化，等等，这都是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新的方法和新的景观所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