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在我们豫东地区,端午时节正处在收麦子的三夏大忙季节。小时候,生产力低下,每个麦季要过上一个半到两个月。那时节,听到了打场垛垛(一种鸟,四声杜鹃)的叫声,全村就开始了造场。不论是在生产队还是实行责任制后,全村的大人都要出来参与,把原来的打麦场犁起来,耙一遍,然后洒水,饮透,再用石磙碾压平整,这也是孩子们最好玩的一天,他们可以扒光衣服,赤着脚,在略带凉意的泥水里肆意践踏,拨弄,甚至可以想泼水节那样把水向大人泼去,一向严厉的大人们也会满眼笑意的略微还击一下,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比六一儿童节快乐多了。
“芒种忙,三两场”。一般六一前后,大人们就开始磨镰刀,随后的一两天就会有一两家开始动手了。接下来的日子全家都要忙碌,劳力干活,孩子送饭,连老人都要做饭,整个村子很可能十室九空。割下来的麦子,齐刷刷的放在地上,远远看去真的象波浪。这时候就要抓紧时间把麦子运到场里去。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架子车。麦秸挺滑,装车需要技巧,没有几年经验的新人一车装不了多少,在狭窄的乡间路上,极有可能翻车。那年,我们的校长拉麦子,在正午一点钟,车子翻了,骄阳下,焦躁的心情更焦躁,他愤然的全部掀翻,然后一腚坐在地下,清清的眼泪潸然滑落,奶奶的,还不如死了好。其中辛苦可见一般。
接下来就是繁忙的打场。先是把麦子平铺在打麦场上。晾干露水后,用套上老牛拉起石磙,咿咿呀呀的声音就成了最美的音乐。老农民会眯着眼,扬着鞭子,时不时的喊出哈的吆喝,偷懒的老牛在鞭子和喊声的里,奋力的迈出步子,几步后,就会不自觉的慢下去。咿咿呀呀的音乐会一直会延续一个月,翻场,起场,扬麦,打落,垛垛,交过公粮整个程序结束后,麦季才算过去。
漫长的劳作让人们忘记了还有这个节日。粽子和屈原更是在普及了机械化后才来到了豫东平常百姓家里。
我初三那年,却有了一次关于端午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是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爸爸在外面乡镇工作,很少顾及家里,就是农忙也很少在家。家里有十几亩责任田,我们姐弟五个都在读书,家里农活全靠妈妈一个人干。邻居笑言一个妇女带五个孩子,还不把地全撂荒了。
结果不仅没撂荒,那年我家的麦子出奇的好。一车车的麦子堆在麦场里,格外引人注目。妈妈脸上有笑意,更多了一些愁容。因为我读初三,面临中考,我也没有放麦假。当放学的铃声响起后,我飞奔到家,操起木杈,就帮助翻场。
所谓翻场,就是把石磙碾压过的麦秸用木杈挑起来,用力抖动,把藏在其中的麦粒抖落在地上,然后在把麦秸平铺,后继续碾压。那天,爸爸也正好回来了,又听到天气预报明天有雨,就想多打一场,所以麦子就摊得厚一点,场的面积也大一些。
快两点了,我们第二遍还没有翻完。十三岁的我看到太阳越来越毒,感觉木杈越来越沉,简直拿不动了,甚至恨不得立即把它扔得远远的,那怕用手来翻也好。而且不时有伙伴去上学了,我那双被汗水浸得很难张开的眼不时地看着父亲,不说让我回家吃饭,那怕让我去上学也是解脱。父亲似乎没有看见我,双臂机械的抖动着。满是汗水的脸上看不出一点让我走的意思。当我们班上最后一个同学路过我身边时,一种离开的冲动瞬间充满我脑子里,我甩下木杈掉头向学校走去。
“干什么去”,一声怒吼在身后响起,那威严的语气不用说就是父亲。
“上学,我干一上午了,不能耽误了”,我一边说着,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
“站住,你不能去”。父亲又喊一声。
不知是累怕了,还是怕耽误上学,在父亲的喊声里我加快了向外跑的速度。
“啪”的一声,我感到背上火辣辣的,一种刺疼迅速传遍脊背,延伸到全身,我一个趔趄,趴在了地上。我愤怒的扭过脸去,父亲无措地站在场边,手中的鞭子也跌落在地上。
我无助地爬起来,抽泣着,在妈妈的喊声里,在爸爸的痛苦的眼神中,肩膀抖动着,慢慢地向学习走去。
一个下午,我无法专心听讲,脊背上鞭痕的刺疼,和父亲挥鞭子图像交织在一起,总在我眼前显现。
放学了,我一个人在空旷的田野里游荡,直到天黑,才敢回家。
离家老远,就听见爸爸妈妈在吵架。妈妈的哭泣声和责备声连珠炮般的向父亲轰去。到了门前,我听到父亲微弱的辩解声,“其实我只是想让他吃了饭再去上学。没想到他……”
门外的我一下子闯进屋内,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一脸,不为鞭伤和饥饿,而是为了那浓浓的爱……



端午节,记忆里的鞭痕

老玉米
铃儿响叮当
铃儿响叮当



铃儿响叮当 在上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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