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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年

兴安樵夫  2017-1-31 15:14

村年

选择《村年》这题目,说一个特殊年代不寻常的春节。

一九六一年,我十五岁。这个年龄段正是好奇心极强的时期。那年的腊月底,舅老爷赶车到县城里为生产队办事。顺口说了句,“小子,上姥姥家过年去吧。”在城里过惯了,到农村尝试一回也好,我立即满口答应,坐上马车去了九十里地外的姥姥家。

姥姥姥爷见了我既高兴又为难,三年自然灾害的农村没了往年的年猪,给外孙子吃什么?当队长的舅舅却不以为然,他知道二十六、七生产队要杀几口猪。肉,还是有的吃的,只是少了些。临来时,父亲让我带来几斤白面,年夜饺子还是包得成的。

农村人依然讲究陈规旧习,供奉的神祗很多,屋里屋外到处摆放供品,年夜饺子要给神仙们吃过了才能享用。

吃完年夜饭,全家人坐在炕上,靠嘎拉哈‘支眼皮’,守着年夜不睡觉。

天刚亮姥爷带着我们去大姥爷家拜年。这是家族的规矩,‘老家堂’设在长子长孙的家里,不管你的辈分有多高,都要去叩拜。

拜过列祖列宗和各路神仙,长辈安坐接受晚辈的叩拜问候。然后,按照血缘远近顺序去亲戚家拜年。这时,原本宁静的村子热闹了起来。人们纷纷走出了家门,三五成群地走家串户拜年。整个村子充满了喜兴吉祥的道福和快乐的笑声。

大年初二,按每年的规矩农村大秧歌就开始走村串户的闹起来了。这年的锣鼓没敲起来,唢呐没响起来,更没了秧歌队的影子。

偃旗息鼓究竟为哪般?队长舅舅告诉我,“让社员好好的歇几天年假,赚足了劲儿闹备耕。”调皮的老姨说:“喝一肚子菜粥,扭起来直咣当,人们没有了兴趣。”

那年闹饥荒,庄稼减产,口粮分得不多,人们只能靠瓜菜代度日。姥姥一家人都很勤快,秋天捡了一些土豆和青菜叶子。吃的菜粥是稀了点,不过,总算填饱了肚子。我来过春节,姥姥不忍心让我受委屈,每顿饭多加了些米。

为了弥补这超出的剂量,姥姥给每人一只小碗,让大家到门前的饭豆地里捡豆子。粮食地让社员一遍一遍地篦了个干干净净,只有这一小片饭豆地里还有点儿剩头。

这里地处内蒙干旱地区,冬天的地里几乎没有存雪。砂石地的垄沟里,星星点点的有几个落下的豆粒儿呈现在眼前。我们猫着腰瞪大眼睛仔仔细细地搜寻。从早到晚,每人捡了半小碗。积少成多,一天下来就是二三斤。姥姥用捣蒜缸子将其捣碎,这样做是为了使粥更黏糊些。

一个远房的舅舅对我说,姥姥家的人太老实,缺粮挨饿都是自找的。

这个亲戚的话不无道理。舅舅是生产队长,姥爷是场院的更夫。姥姥家就在场院的墙外不足十米的地方,不管是明拿暗盗都有方便条件。曾经有人给姥爷出过主意,让他做个小布袋子装上粮食,顺手一扔就到了自家的院子。可是,舅舅当队长一身清,多拿多要的事儿一次都没干过。姥爷也从不占集体的半点便宜。布袋子不能缝,粮食更偷不得。

舅舅是怕辜负了社员的信任,更怕玷污了共产党员的荣誉。姥爷忠厚老实了一辈子,为了家族的名声,为了维护队长儿子的威信,犯忌的话不说,犯法的事不做。老实,不仅是党教育的结果,也是家传的美德。

这年的春节我没有吃到大块大块的年猪肉,没有看到欢快火爆的农村大秧歌,但我不遗憾。我看到了舅舅以苦为荣,以社为家,立党为公的言行。舅舅成了我一生的榜样,他是我精神的导师,教我清白做人。

‘村年’让我收获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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