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家园 您还不是本圈会员,您可以 +加入圈子

我是一名知青

上谷行客  2017-2-12 13:09

1,我是一名知青,1975年6月19号下乡插队到的蔚县常宁。我们这一批下乡知识青年下乡并不主动,是经过了父亲所在单位的多次动员才去的,下乡的目的也十分清楚,就是去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锻炼个三二年再返城。因为那时候年轻人就业已经比较困难了,想进个国营单位上班几乎没有什么可能。下乡是曲线进厂的一个可行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老三届的那些知青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英勇,没有他们去的壮烈,走的豪情。也没有经历过多少艰苦的磨难,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青。但是,我们还是拥有了知青这一光荣称号,实实在在的在农村生活劳动了几年,接触和认识了当地的农民群众,逐步认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逐步认识了知识青年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的真正使命。我们下乡插队的村子全称是蔚县常宁公社东店大队,村子坐落在小五台上北的一片河滩地带,一抬头就能看见小五台山上的巍峨剪景,全村有400来户人口,西有少量的水田,东有散布在河沟土岗上下的沙土地,标志性的风景就是村中央老戏台后面的两颗古松。东店村分为老宅和南庄两个部分,老宅属于旧部落,住宅人口较多,大队办公室就设在老宅的一座废弃的寺院里,有一条土路直通到戏台前面的广场,南庄得从戏台顺着河滩往东,走到一条通往小五台林场的公路再往南一折就到了,住宅区域在公路东。我们的知青点就在南庄。我们的知青点是大队专门给知青盖的一个行宫,从西门口进院,院子是方方正正,靠北一溜八间正房,墙是土坯垒的,房顶上也没有瓦,但是全部是白灰抹面,新打的门窗,加上地基处漫着青色的石阶,倒也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此外就是靠东墙有个专门用来储存的煤房,靠西南角有个厕所。考虑到城市人的习惯是男女分开的那种。为什么大队说给我们盖的住宅叫行宫呢?人家也说了,知道你们也住不久,锻炼二年就会抽调返城。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县里每年都会有知青抽调的指标分配下来,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结束了在农村的锻炼,光荣地返城。我觉得知青下乡插队的意义有点类似于国家组织的援藏干部,给农村带去城市里的信息和观念,也让青年人体验一下农村的艰苦生活,不忘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我们去农村的时候就接受了父母的叮嘱,千万不要在农村搞对象。和农村人搞了对象就意味着你要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再无抽调返城的可能。所以知青们到农村是避免发生男女感情的,即使有男女的恋情也是发生在一同下乡的知青之中。我们村的知青小组里仅有一对搞对象的,男的叫孙绍山,女的叫康雪英。他们比我们早去了一年,共有三个男的七个女的,年龄和我们相仿。我们这一批5个人,全部是男性。按说也是可以找对象的,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现在想一想大概是由于性格不大合适,人员的经常流动。我们去的75年底就有知青抽调走的,第一个走的是萧唤生,他去了庞家堡矿,据说他父亲就是庞家堡矿的一名干部。也算是追随父业去了。如果萧唤生不走小组里一定会有知青婚姻的事情,他在村里当民办教师,穿的干净,人也白净,细高挑的身材,加上干部家庭的背景,在我们小组里就搞了两个女生,一个姓王,一个姓周,俩人住一间宿舍,却被萧唤生玩了个严严实实,都不知道萧同时和她们俩搞对象,最后还是萧唤生自己不愿意隐瞒了,当着俩人面公布了实情,并调宣布他已经爱上了另一村的另一位女生。多不是东西呀!不过也好,除了孙绍山和康雪英这对早以坐稳了的恋人,小组里再没有发生过恋情。萧唤生抽调走了后,县里又有知青抽调指标,大约是76年的春季,孙绍山,温桂英,等几名小组知青踏上了返城的路程。他们大多在农村待了不到三年,就抽调回城了,分配的地位有宣钢,工程,水泥厂等,算是完成了下乡‘镀金’的过程。最可怜的是我们这一批和前面两次抽调剩下的,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我们一下成了没人管的孩子,县里年年发放的知青经费没有了,大队对知青的一些优惠待遇陆续取消了,社会上也有了否定知青下乡的议论,我们知青小组的生活陷入了冬天没煤取暖,大队不给供电,知青小组无粮的困境。

2,造成我们知青小组生活陷入困境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上面有人对毛主席的上山下乡政策的提出怀疑,导致了广大的知青在农村的思想不稳定,不在安心参加村里的生产劳动,这就没有了工分,没有了分红。分不下口粮。二是国家也取消了对知青点的经费补助。我们知青点原来的冬季取暖用煤,小组用电等费用,都是靠国家下发的经费支付,没了经费补助知青点自然没了支付的资金,我们只好摸黑挨冻。如果说第三点还有一个大队组织支持的不够,那也是事实,知青点组长孙绍山抽调返城后一直没有选组长,有一个副组长刘健康太软,无法组织知青小组的日常活动,知青点成了一盘散沙,失去了自己解决困难的能力。一个个陆续跑回城里和父母去蹭饭吃。知青小组彻底垮掉了。在我们刚来东店的时候,是有一位大队安排的朱熹玉老头负责给知青点做饭的,知青们全部吃食堂,一天三顿饭,吃的虽然不大好,但管饱吃。知青除了下地出工不用考虑其他事情。伙食知青点还有一块大队分给的菜地,自己种菜自己吃,保证了蔬菜的食用,收下了还可以卖一部分,钱用做小组的其他费用。我们还养了猪,养了只宠物狗,生活快乐而简单。到了晚上还会有弹弹琴,唱唱歌,溜溜狗等娱乐活动。要不就是看电影,那时候公社有放映队,挨个到各村去放,今天东店明天西店,后天在常宁,知青们有精力就追着去看,虽然电影的名目不多但反复看也不腻,主要是走路看电影时的心情。还有一件让知青们感兴趣的事--赶集。城里有百货商场却没有集市,每逢社员们告诉我们那有集了知青们就成群搭伙去赶集,骑着生产队的小毛驴去赶集那是件特惬意的事情,顺便还可以到其他村的知青点会会老同学,吃顿招待饭,那时候的知青都保持着红卫兵大串联的传统,我们到那个村只要有知青点就能吃到饭,象走亲戚一样,难得的情感大放松。我们东店大队一共有七个生产队,十五个知青分到了七个生产队,与社员一起劳动。我在一队,同队的还有个知青伙伴刘绍全,他身体不太好,干活也软,队长就给他派一些浇地,换种等清闲的农活,工分和社员持平。我愿意和社员一起劳动,锄玉米,割谷子,拔麻,挖渠,起牲口圈,正如毛主席说的,手上起了茧子,肩上磨破了皮,脚上沾满了牛粪,心里却很高兴,看到了自己成长的历程。休息时间坐在地梗上听听老社员讲荤笑话,吸一支社员递过来的两头拧,也是很开心的。他们敬重知青,尊重知青,也愿意帮助知青。我和队里的30多户社员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包括我们队的戴帽富农录翁。你可以说我有点阶级立场不分明,但我觉得他和社员没什么不同。他儿子养的小白兔我是超喜欢。当然,我和村干部的关系也不错,大队支书朱银宝我们去的时候还是个没结婚的光棍后生,第二年大队换届选举就当了支书,还娶了西店村一个姑娘结婚了。我们知青都去坐了席。没想到结婚不久就中了邪,半夜里学狗叫。他父亲就找到了知青点求我们帮助。老人把病情一说谁相信呀,白天当书记,喇叭里做报告,晚上学狗叫吓唬老婆,世界上那会有这种事情。可是老人坚持说是真的,还把媳妇给气的回了娘家,这忙不帮不行。看着老人的面子我叫上同屋的张志满,还有刘绍全当晚就去了支书家。朱银宝和他爹朱一个院,他爹住的是正房,朱银宝住东房。我们去了以后他还在大队广播里喊话呢,我们就先到他父亲屋里吃了饭。饭是大米饭,熬豆腐,比我们知青点伙食好。我们图的也是大爷说的管好饭管酒喝管烟卷。吃了喝了聊了,朱银宝还没回来,大爷就安排我们到朱银宝的屋里睡下了。不知道朱银宝啥时候回来的,他半夜却真把我们给惊醒了,和他父亲讲的一样,跪在炕上学狗叫,眼睛瞪着放凶光,我们谁叫他也不答应。我们谁劝他也不听,这可咋整?后来想起他爸说过了,可以打他,别打坏就行。我们就扇他的耳光,用脚踹,还不管用就哥三个抓住他的胳膊腿往院里拽,一出屋门他‘醒’了,自己回屋睡觉去了,一夜不在折腾,等第二天问他昨晚上的事他一无所知,就跟啥也没发生,照样去当他的书记。我们和大爷说了,大爷说他还会犯,要求我们继续陪朱银宝,他的理论是你们城里人福气大,能够压住朱银宝的邪。刘绍全害怕了,说啥也不去了,我和张志满接着陪着朱银宝,大约有一个来月,朱银宝还会夜里学狗叫,跪在炕上瞎折腾,我们就唱歌,打他,急了把他往院里扔,最后还真把他身上的怪病给治好了。夜里不在折腾。媳妇也敢回来和他住了。就这一件大功,朱银宝的爸爸和我有了铁交情,我啥时候去他家吃饭喝酒都是好招待。朱银宝大概也听了他爹的话,我们成了哥们弟兄。在说一个大队干部朱桓,朱桓是村里团支部书记,分管知青工作。他个子低,长的丑,但脑子机灵。他爱看书,经常会跟我们讲岳飞,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我也爱看书,还把家里的许多小说带到了知青点,朱桓就动员我办起了图书室,还介绍我负责给村里办黑板报。办黑板报顶出工,记工分。我在三中念书就办过板报,所以就和刘健康共同承担起了这项工作。刘健康画图,负责美术,我给写,负责编稿。黑板报很大,有四五米长,地点在大队西边,村里的供销社大院的外墙上,有新闻动态,村里风景,好人好事,知识青年在农村等多个栏目,每出一个新期都会围着许多社员观看,很受社员群众的欢迎。我们出版报的热情也高了,每月两期,即轻松挣了工分又受社员称赞,何乐而不为。我们一队队长朱化虎对我给大队办版报也很高兴。因为我是替生产队里挣了大队工,可以抵顶大队给生产队的下派义务费用。有知识有文化在农村就尊重,后来朱桓让我给村里画一幅地图,画地图我没画过,朱桓鼓励我试着画,我就从村西跑到村东,察看了村里的所有土地,地形地貌,建筑,路径,用了有半个月画了一张东店村的整体地图,朱桓看了很满意,把地图挂进了大队办公室。没想到被公社书记发现了,75年11月份,把我调进了公社万亩黄花滩改造工程指挥部,我跟着公社水利部的重壮,小姚干起了测量,后来就留在指挥部了,负责给参加大会战的各村分任务,考核工程质量,当上了管理着几千人的‘大干部’。基建工程结束又进入了公社下派工作组,分到本公社的东沟大队,组织社员群众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我‘高升’了,是好事也是坏事,76年知青抽调我在公社工作组没有被考虑,76年以后县里再没有知青抽调活动,一下子我就又在农村多待了3年,79年底全国知青大锅端我才回城。

3,前面说了,我进了公社工作组,到了东沟大队,带领社员群众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我的身份也就不在单纯是知青,是公社工作组成员,下派干部,不能够再享受生产队的安排照顾,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组一共有四名同志,我,塔头的老张,西金河口的老陈,庄克的小姚,带队的组长是公社秘书胡尝。胡秘书住大队部,我们四人住进了村东头的一间破庙里,吃饭是派饭,俩人一组到社员家里去吃,一天给人家四毛二分钱。想想也真便宜,难怪社员们会穷。我在的东沟第一生产队75年日工分10分才分两毛二。我们吃他一天的饭钱将近他挣两个满工。公社给我们工作组员的补助是一天六毛钱,抛去吃饭四毛二还可以剩下一毛八分,富福有余可以买两盒红满天烟卷。我比老张高一等不买红满天,自己在添四分钱买黄盒的官厅烟抽。也有不如老张的,老陈就抽烟叶,用纸两头一拧。省下的钱补贴家用。工作组和社员同劳动,我得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冬天啊,天还黑着呢,洗漱完了等着社员来喊,也不知道这一天是到那家吃,来人喊了跟着去,深一脚浅一脚直到看见一盏昏黄的灯。胡尝肯定比我到的早。他是公社行政秘书,文化人,特有礼貌,别看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到他的筷子决不动。农村的饭就是小米饭,玉米馍,熬白菜,赶上顿好的是毛糕,蔚县人特有的品种,黍子连皮磨面,蒸熟了双手沾凉水一揣,浮头抹一点麻油,有刀一铲一铲铲给你吃,吃毛糕必有一小碗熬菜,胡秘书把糕放在菜碗里打个滚,一口就咽下去了,不嚼。我刚去吃不惯,一块毛糕搁在嘴里半天也咽不下去,还常常沾在牙堂上需要用筷子去捅。这样老胡就肯定得等我,他等我也不安静地坐在那等,在老乡家地上绕圈,我那能吃的安生?他一顿饭只需10分钟,我得吃20分钟,后来我就偷偷买一斤饼干装衣服兜里,饿了吃一口。我是知青嘛,东沟离我们东店才四里地,抽空回知青点吃顿饭就把派饭钱省下了。我有零钱用。吃完早饭就上工了,天还黑着呢!除了中午回去吃顿放一直干到日落,那叫一个苦重。农业学大寨不是喊口号,冬天平整土地,春天是施肥播种,夏天是锄草打节,秋天是挥镰收割。在东沟大队干了一年,那是我当知青最受苦的日子,干了最多的农活,推过独轮小车,赶过三套马的大车,撅屁股点过豆子,磨破手收割玉米,我受到过公社书记的训斥,骂我阶级斗争的弦绷的不紧,我也组织开过批斗四类分子王支元的大会,给谎报实情外出宰猪的李玉山办过学习班。年终,我包的第一生产队日分红提高到了三毛三,就这几分钱的成绩,我还被评为蔚县先进青年,受到了隆重表彰。工作组结束后我又被选调进蔚县县委宣传部,有幸和部长郭梦林,县委书记李春林等领导认识和共事,走进我人生的巅峰。我没有留在蔚县是因为我的父亲,他不同意我留在蔚县,他的理由是他有矽肺病。当时县里只有一个保送上大学的指标给了我,条件和要求就是我必须那里来那里去,毕业后回蔚县工作。我得放弃我是知青,可能抽调的机会。我没有答应。这是1978底年的事情。离开县委宣传部后,我回到了我们东店知青点。这时候的东店村的知青小组几乎散了,伙房不再开伙,有的人人逃回宣化去了,勉强维持在村里的知青学会了自己用煤油灶做饭,饥一顿饱一顿的,等着最后的‘大赦令’。后来县里也真有抽调的,是去县南山的一座军工厂做工。张志满就去了,我和沈家华是去了蔚县一家电厂,当时也没说是什么工,跟着队伍去涞源搞设备拆迁。那是个报废的军备电厂,锅炉,发电机组等等全部在山洞里。条件比较艰苦,工作也有危险,小沈去了两个月就出工伤了,我也有一次差点被吊车吊飞的钢板砸中。在涞源电厂工作了半年由于大多数知青的要求和反映,我们撤出涞源工地了,恢复成待抽调的知青身份。1979年8月终于等来了抽调的消息,陆续按分抽调单位的时间全部返城。一切归零。我进了饮食公司从头开始学徒,炸油饼,打烧饼。我们的青春扔在小五台山下了,我们的热情被风吹散了,我们是曾经日夜惦记着抽调返城,但我们不是逃兵。我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是被历史牺牲的一代,我们的奉献和牺牲却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不公正!然而,知青人有知青人的特征,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下乡,经历过磨难,经历过被否定,我们变的无比豁达,无比坚强,在随后接踵而至的改革,下岗,社会转型等一系列动荡中,表现出无比的坚毅,步履从容。历史会记住,有一代人的名字叫知青。

您还不是本圈会员,您可以 +加入圈子